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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日沒夜打拚，不知為的是哪個國家...」一名外交官揭：台灣公務員最可悲的事

撰文者：劉仕傑

精選書摘 2019.09.11

身為一位臺灣的外交官，我們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面對中國。我一直深信，面對中國必須要先理解中國，認清中國是個龐大的異質，不要陷入單一的意識形態狂熱。

中國政府不等同於中國社會，而中國政府本身又分成了不同層級、不同區域，中國社會更是如此。

理解中國很重要，正如同理解你的對手很重要。

臺灣的外交人員看待兩岸關係的視角該如何切入？兩岸關係與外交關係又該如何劃分？這把尺在每一個外交人員心中都有不同的度量。

外交人員的國家認同

演講多了，總有幾次被問到尖銳嚴肅的問題。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東海大學，一位男同學我記得(他姓歐陽)主動舉手發問：「請問你認為自己是臺灣的外交官，還是中華民國的外交官？」」

要回答這個問題，也許能從兩個例子談起。

第一個例子是吳寶春。2018年12月10日，「臺灣之光」麵包師傅吳寶春以4個字讓許多臺灣人心碎滿地，他說他是來自「中國臺灣」的麵包師傅。

第二個新聞與臺灣的藝人有關。不管是周子瑜、郭雪芙或歐陽娜娜，這幾年自願或被逼著表態向中國效忠的臺灣藝人，已經多到不計其數。這些藝人到底是臺灣藝人，又或是中國藝人？

類似的劇本一再上演，幾乎已經算不上是新聞了。85度C的咖啡是不是政治？在中國大紅大紫的臺灣藝人是不是政治？平價時尚品牌 ZARA 是不是政治？航空公司網站是不是政治？

在臺灣，政治真能歸政治，經濟又歸經濟嗎？兩岸關係的特殊化，縱使只想當個平凡的小老百姓，政治終究會找上你。在喝一杯咖啡或咬一口麵包的同時，都得被迫回答內心小惡魔的淘氣提問：「你的國家認同是什麼？」

讓我更憂心的是，市井小民可以暫時迴避回答這個問題，但外交人員呢？派駐美國4年與派駐帛琉的2年期間，我非常明顯感受到外國朋友對 Taiwan 這個名字更熟悉、更親切，Taiwan 這個稱號的確也在文宣觀光上更加便利使用。我在帛琉做自我介紹時，最常用的說法就是「I am Jerry from the Taiwan Embassy in Palau.」，但在正式的外交文書中，我還是會使用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的完整名稱。

回到那位同學的問題。我認為，臺灣外交人員的國家認同有3不危機。

不清楚。不知道自己每天沒日沒夜打拚的外交，為的是哪一個國家？中華民國還是臺灣？甚至是中國？政黨輪替後，外交人員的國家認同又得大轉彎，公文上還得字斟句酌、振振有詞地辯護。

不一致。A外交官的國家認同和B外交官的國家認同不一樣。

不敢說。明明心中有個認定的國家認同，卻不敢說，甚至忌諱談論。一被問起，要嘛含糊帶過、支吾其詞，要嘛噤口不語。

著實可悲。

外交人員國家認同的不清楚、不一致及不敢說，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部分外交業務的平庸化與事務化。因為所有接觸到國家認同的核心議題，都有可能被貼上標籤。為了避免麻煩，也為了日後仕途升遷，只好盡量周而復始地辦理事務化的彙整業務。

外交官有言論自由嗎？

「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是個英語俗諺，意思是，明明是個明顯的問題或錯誤，但不知為何，大家都不願意面對或討論它。

例如，公務員的言論自由或行政中立問題。

周遭許多公務員朋友都有類似的經驗：不敢在臉書上發表意見。明明是個人的臉書，為何不敢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呢？因為怕被「點作記號」。遇到公共議題，不敢講；談到政治問題，不敢說；提到政黨，躲得更是遠遠的。搞到後來，臉書只能用來曬曬美食、咖啡、小孩，塞滿了小確幸或小痛苦的「無害照片」。這類的「內心小警總」，有時甚至擴大到連他人的文章都不敢按讚，就怕被解讀成附和或支持。偶爾在臉書上讀到一篇好文，分享之前也得謹慎思量，就怕被他人(通常是辦公室不對眼的同事或長官)惡意舉報或通風報信。解嚴迄今超過30年了，當年的警總仍然安安穩穩地住在許多小公務員心中，叫人不勝唏噓。

這樣的現象，合理嗎？許多人加入公務體系是因為對公共事務懷抱熱情，願意奉獻自己的青春讓社會更好(當然也有人是為了安穩的生活，或俗稱的「鐵飯碗」)。

那麼為什麼一旦成為公務員，反而不敢針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或表達個人偏好呢？臺灣的藍綠政治裡，最明顯的現象就是，藍營執政時，綠色意識形態的公務員不敢在臉書上揭露自己的政黨傾向；換作綠營執政，公務部門裡的藍營支持者便逐漸沉默噤聲。問問今日外交部裡的年輕同仁，許多人索性對外宣稱不用臉書，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但是，翻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五條：「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公務人員加入政黨明明是合法行為(事實上，早期公務員多為國民黨籍)，為何在個人臉書上多所避諱？

另一個讓人困惑的問題是，公務員到底能不能對外公開發表文章，例如投稿或寫專欄？

標準答案是可以，但不能和職務相關。但實務上是這樣嗎？就我個人經驗，有一次投書公共媒體，內容從社會階級觀點探討性別議題，和外交職務顯無相關，但事後一樣被上級「關切」，理由是被某鄉民投訴了。問題是，針對某一公共議題投書，我有辦法控制成千上萬的鄉民都同意我的論點嗎？

另外，到底如何定義文章內容有無「和職務相關」呢？身為外交官的我，撰文為臺灣的民主與人權價值辯護，痛批中國的不民主。這樣和職務有沒有相關呢？又或者，臺北街頭每年舉行同志大遊行，為亞洲同志界一大盛事。我假如撰文分析臺灣的性別平權運動現況及困境，並將臺灣現況與荷蘭的性別政策及美國加州的同志運動相比較，和職務有沒有相關呢？

另外，還有最常被討論的「兼職」問題。

中華民國公務員依法不得兼職，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值得被討論或檢討的議題。事實上，邇來的確有許多人在網路上發表對這項規定是否合時宜的檢討聲浪。我在洛杉磯服務時，有一次和某位洛城警探(LAPD)閒聊得知，他除了警政這份正職，還經營房地產和美甲店，生意做得有聲有色，倒也沒聽說因為兼職，歹徒就少抓幾個。

回到臺灣。公務員依法不能兼職，如果需要額外收入，可以寫稿投書，但不能上廣播或電視節目。也就是說，同樣一段話「寫出來」可以拿稿費，上電臺「講出來」卻不能拿。假如是應邀去學校演講「講出來」，卻又變成可以拿車馬費或交通費。我很好奇，「應邀去學校演講的時候，在臉書或網路上直播」這樣可不可以拿錢呢？法令的不合時宜及不合邏輯，有時候真叫人哭笑不得。被這類法令搞得頭昏腦脹時，往往只能請教人事單位，結果竟然得到一些「解嚴前的函釋」作為解答。只能說，沒有最暈倒，只有更暈倒。

臺灣《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制訂的時空背景，早已與今日相異，這兩部法律經過多次修修補補，仍然未能完全符合現況。當今已有許多人疾呼修法，可見這兩部法律已有窒礙難行或不通情理之處。問題是，官方修法時仍然瞻前顧後，無法跟上時代潮流。

全臺灣有超過30萬公務員，這個可觀的數字代表著一大群禁錮的心靈。無論是公務員的言論自由或行政中立，我們都需要以現代的思維，大刀闊斧地重新審視，揮別過往威權時代的遺緒，才能制定出一套符合今日的遊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