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曼，你錯了！

在美國，沒有什麼經濟活動領域比住宅融資更政治化，但左派人士卻不遺餘力的為政府監管單位、借貸法規、抵押貸款融資商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等吹大房地產泡沫並導致破裂的相關機構脫罪。

邏輯很清楚：既然這批官員、機構和政策都應當責，那麼改革時間表就應該從監管貪婪銀行家以及他們領取的獎金，轉為質疑更宏觀的目標，亦即，政府放權有可能是民營企業不良行為的幫兇嗎？可以放心讓監管者在金融穩定和政治支持度高的授權之間做出權衡嗎？中央銀行真的是獨立運作嗎？簡言之，毫無疑慮的接受政府在市場裡扮演更大作用的做法不禁讓人起疑，有時，這麼做也可能構成部分問題。

左派人士輕而易舉的就主導了爭論，這部分是因為右派人士將所有危機肇因歸咎於政府的做法其實站不住腳。更有力也更正確的觀點是，包括銀行家、家庭、監管者和政客在內的所有人，都在泡沫持續發展的過程中起了作用；泡沫破裂後，他們也開始玩起相互指責的遊戲來。

一份經濟學研究
抨擊金融法案催生次貸

然而，銀行家在危機之後的做法實屬政治不正確，意即他們接受納稅人援助後，竟還發給自己大筆獎金，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似的。這讓他們因此遭受最嚴厲的指責，把所有人都當成無辜的受害者。結果是，公共政策反應全被「這是銀行家幹的好事」論調所主導。這其中的風險在於，這個觀點不完善，因此也不可能稱得上正確。因此，當一份周延仔細的計量經濟學研究，抨擊或許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左翼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所說「1977年《社區再投資法》（CRA，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無關次級房貸繁榮」的論點，不禁令人眼睛一亮。

《社區再投資法》要求聯邦金融監督機構，鼓勵旗下監管機構幫助社區滿足信用需求，同時也必須滿足「安全穩固」標準。在實踐的過程中，監管者所使用的執行檢查指標包括CRA目標地區中位數收入低於當地社區中位數收入80％的貧困地區貸款量，以及非CRA目標地區中低收入和少數族裔借款人的貸款量。

這些左派人士拒絕承認，1977年CRA實施後，催生整體房地產繁榮的觀點，而次貸繁榮在二十一世紀初結束。他們無視於一種可能性：監管者只能在CRA生效之後大力推進。

監管者為了加強執法，都會定期檢查銀行的CRA執行情況。這份研究（一連幾季）在特定月份、特定目標地區比較被檢查的銀行與未受檢查的銀行之間有何行為差異，以便凸顯加強「監管強化」的效果。

一個顯而易見發現
大銀行因此擴張貸款規模

結論顯而易見。六季裡，受到CRA檢查的銀行與沒有受到檢查的銀行相比，貸款量高出5％，且這些貸款發出一年後被拖欠的可能性也高出15％。換句話說，接受檢查的銀行貸款越多，貸款風險就越大。這一發現在符合條件的CRA目標地區更加顯著。

優秀的計量經濟學研究也檢視了次級效應，以便說服讀者主要效應確有其事。監管者強化執行的主要工具是，駁回不執行CRA的銀行開設新分行或開展購併活動的權力。在次貸繁榮期間，大銀行更可能渴望擴張，因此擬定更大的激勵方案執行CRA。研究發現，大銀行的CRA貸款事實上對CRA檢查反應更大。

在貸款狂潮（2004年至2006年）高峰期，研究顯示，銀行因檢查而增加的貸款規模更大了，結果也更糟糕。作者推測，貸款證券化更加容易，可能是因為執行CRA而發放的高風險貸款成本下降的原因。最後，這項研究與所有優秀研究一樣，都解釋了為何作者更仔細的研究產生了與此前研究不同的結果。

一個教訓應該記取
深受公眾信任者忌亂猜測

由於研究方法構造所限，這項研究只揭示了CRA執法效應存在下限，並聚焦在接受檢查和不接受檢查銀行之間的差異。事實上，可能所有銀行都提高了它們的CRA貸款，這項研究無法測量出這一增量。

經濟學具有大膽猜測的空間，一部分來自直覺、一部分來自常識、一部分來自意識形態。如果經濟學家等到仔細的研究出現之後，再給出政策選擇建議，我們就不可能及時發出任何警語。顯然，讓一些經濟直覺來指導政策，比無憑無據的直覺好。

但公眾將猜測和真相混淆的危險猶在，而公眾之所以會混淆，只是因為信服猜測者的資質和自信。類似上述研究的調查，頗能讓紀錄變得更為具體明白。

從更廣的意義上說，上述研究證明，我們應該不再把矛頭一股腦的指向銀行家。我們必須認識到，為了擴大房屋所有權，必要的檢查和平衡被打破了。家庭、政客和監管者都是同謀。我們即將進入改革程序，此時應該牢記，比上一場戰爭更糟糕的唯一事情就是，那是一場錯誤的戰爭。

小檔案＿拉詹Raghuram Raj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