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輸家可以跟贏家分享資源？

《衛報》編輯艾倫‧拉斯布里哲（Alan Rusbridger）寫了一部關於他如何決定每天彈20分鐘鋼琴的書。18個月後，他彈出了蕭邦難度極高的G小調一號敘事曲，圍觀親友為之傾倒。任何人都能做到這一點嗎？還是說，需要特別的天分？

先天／後天爭論由來已久，至今仍未解決，因為這一科學問題總是與政治糾結不清。大體說來，強調天賦異禀的是政治保守派，強調後天的是政治激進派。

19世紀哲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是「人人都是天才」派成員。他相信他的成就跟基因優良毫無關係：任何「智力和健康狀況正常者」在其父親的教導下——包括從三歲開始學習希臘文——都可以變成約翰·穆勒。

穆勒是當時對貴族特權發起攻擊的人之一：成就來自機會，而不是出身。學校（教育）實踐能激發隱藏的潛能。

達爾文（Charles Darwin）似乎扭轉了可以藉由後天努力的樂觀觀點。達爾文說，物種通過「自然選擇」進化，即通過競爭隨機選擇生物特徵，有利於在資源稀缺的世界生存的物種。史賓塞（Herbert Spencer）則用「適者生存」來解釋社會演化。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對物競天擇的解讀是，改善窮人條件的人道主義努力，會產生過多的懶惰蟲，阻礙人種進步，因為社會將把稀缺資源用於輸家而不是贏家。

事實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美國人的自由放任信仰（成功商人即生存下來的適者）、優生學（按照種馬模式有意識地選育超級個人，防止不適者的「過度繁育」）以及納粹的優等人種理論提供了偽科學的論據。

為了對付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殘暴傾向，穆勒的觀點在二戰後成為主流。改善飲食、教育、衛生和住房條件的國家行動，能讓窮人實現自己的潛能。競爭作為一種社會原則，其重要性不如合作。

先天能力的差別並沒有被否認（至少理智者沒有否認）。但一種正確的觀念是可以通過大量工作提高成就的平均水平，然後再來開始擔心某政策會有利於不適者的生存也不遲。

接著，情緒又開始了轉變。社會民主受到抨擊，因為它懲罰成功者，獎勵不成功者。1976年，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自私的基因」。如今，進化的故事被演繹成基因生存戰，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基因通過突變保證其生存，於是產生了最適於傳遞基因的表型。在進化過程中，劣等（所以不適生存）的表型消失了。

儘管道金斯後來又後悔將他的基因稱為「自私」（他說，「不朽」更合適），但他對形容詞的選擇，毫無疑問最適合在當時讓他的著作銷量達到顛峰。

此後，我們開始遠離自私論，但尚未找到新的道德規則。但的確是因為有道德（關心他人生存），才能保證其自身的長期生存。

根據英國首席拉比（rabbi，根據維基百科，是猶太人中的一個特別階層，主要為有學問的學者，是老師，也是智者的象徵。）薩克斯（Jonathan Sachs）的說法，宗教信仰有利於我們的生存，因為它讓我們的行為變成社會合作。他說，「我們擁有鏡像神經元，這讓我們在目睹他人遭難時感同身受。」而宗教「重新配置了我們的神經通路。」簡而言之，「新達爾文主義絕不排斥宗教，反而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宗教很重要。」因此我們不必擔心宗教衰落。

我們需要從科學角度拯救道德。我們需要維護哲學家和宗教導師時刻教導的——有一種東西叫美好生活（good life），它獨立於生存之外，對它的理解需要有人教導，正如穆勒的父親教他亞里士多德《後分析篇》的內容。我們的天性或許能驅使我們學習，但學習什麼？卻取決於後天。

作者簡介＿斯基德爾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