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會記得中間路線的候選人

在大部分先進民主國家，都是一個右派大黨和一個左派大黨在競爭。那麼，像義大利備受尊敬的技術官僚型總理蒙蒂這樣的真正中間派，能做些什麼呢？

的確，宗教和血統忠誠度在歐洲某些地方（如蘇格蘭、比利時和加泰隆尼亞）具有極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因素在新興國家更重要，那裡的政治分裂局面也反映了各自的後殖民時代環境，並且通常屬於一黨執政的遺留問題。儘管如此，即使是智利、墨西哥、韓國和印度這樣的「新興市場」民主國家，左右對立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宣布走中間道路的政客往往結果不佳。

比如，英國自由民主黨幾十年來都在尋求成為強大的中間派第三大黨，但從未成功。儘管美國的政治觀念有所不同，但民主黨自富蘭克林以來便是事實上的左派，而共和黨代表右派，此外再無第三個主要黨派出現。

法國和德國的情況更加複雜。政壇主導者仍是左派大黨和右派大黨各一，但小黨派——走中間道路者有之，走極右和極左道路者亦有之——能夠形成不同程度的挑戰。在一些國家，「綠黨」有自己的身份，與左派關係密切；但是，儘管綠黨在德國進步明顯，他們仍無法撼動右派和左派大黨在選舉中的地位。

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土耳其和北歐國家，都存在這個基本結構。義大利的情況特別有意思，決定參加即將到來的大選的蒙蒂不得不將自己定位為右派（他參加了歐洲右派黨派領袖的聚會，以此可知他的立場）。他和前總理貝魯斯科尼現在正在爭奪右派空間，而在民調中領先的是左派的民主黨。

就社會和經濟挑戰觀點而言，右派和左派至少有四個不同點。右派對市場資源分配和提供刺激的能力，抱有更大信心；他們支持私人消費甚於公共品；他們不太擔心經濟不平等；對於國際合作，他們更傾向於民主主義。

相反，左派認為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需要政府的大規模監管和監督才能良好運轉；他們更重視公共品（比如公園、清潔的環境和大眾交通系統）；他們試圖降低經濟不平等的程度，認為不平等會破壞民主和社會福利；他們更願意追求國際合作，將它視為確保和平、提供全球公共品（如氣候保護）的方法。

在回顧幾十年來的經濟政策演化時，我們看到它們總是結合了右派和左派的元素。金融危機反覆發生，讓右派對不受管制的市場的信念開始動搖，而左派對國家計劃和官僚主義程序變得更加現實和謹慎。

類似地，私人消費和公共消費的「商品」之間的選擇通常也是模糊的，政客總是強化公民要求公共品的同時，又拒絕為此納稅的傾向（這一傾向倒是不難理解）。

隨著收入不平等性加劇，該問題也逐漸成為爭論的焦點，加深了傳統政治分歧。儘管如此，右派和左派雙方都同意，在一個日漸相互依賴的世界中，國際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分歧之處主要在於「應該為此付出多大努力」。

那麼，既然左右兩派所實施的政策的分歧點，大體上只在於程度差別，為何中間道路黨派仍如此弱勢？

一個原因在於，任何社會，都只有少數人是政治活躍的。與政治上不太參與的成員相比，活躍的黨派成員持有更徹底的意識形態，立場也更堅定，這使得活躍者對政治進程的影響是巨大的。畢竟，相對而言，模棱兩可的觀點和政策主張更難以有效宣傳，更別提獲得廣泛熱情的群眾支持。

但在價值觀和經濟學方面，也確實存在根本性分歧，經濟利益亦然，這導致選民們長期支持右派或左派。分歧當然有可能消弭，但這並不改變一開始的根本性分歧。

右派大黨和左派大黨的持續結構性競爭或許是件好事。這一黨派之爭有助於將極端分子納入政治主流，同時也有助於權力變換，而後者是任何民主國家政治動態的基石。中間道路大黨長期掌權的體系要差得多。像蒙蒂這樣的試圖站在中間道路上發動挑戰者，不管個人魅力多麼強，要想脫穎而出都面臨著艱難險阻。

作者簡介＿凱梅爾．德維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