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各種樣貌

無論別人如何定義,不穩定無產階級都不是一群同質性的群體。頻繁進出網咖,靠著臨時工過活的青少年,與努力想辦法求生,一邊急切建立支援網絡一邊躲警察的移民並不一樣。四處想辦法籌措下禮拜吃飯錢的單親媽媽,更是與打零工賺醫藥費的60多歲老伯伯相差甚遠。但上面這些人都知道,他們的勞動是工具性的(為了餬口的工具)、機會主義的(出現什麼工作就做什麼),而且是不穩定的(沒有保障)

描繪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方法之一,是把他們稱為「外來居民」(denizen)。所謂的外來居民,是因為某些理由而比公民擁有更少權利的人。這個詞彙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當時通常指涉擁有居住權以及貨物販賣權,但不具備完整公民權的外來者。

這個概念也能用來討論職場生活。企業中既有公民,也有各種不同的外來居民。我們可以把白領上班族當成企業中的公民,他們多多少少擁有一些隱性投票權,可以影響公司的某些決策與做法。股東與老闆雖然可以使用顯性投票權直接決定公司策略,但也會不成文地接受這些白領員工的意見。但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包括臨時工、零工、經濟依賴型的承攬勞動者等等,則都屬於外來居民,幾乎不具備任何權利

無法發展生涯的暫時職位、外來居民、被視為罪犯的邊緣人、社會福利申請者……世界上的不穩定無產階級越來越多。令人遺憾的是,勞動與經濟統計數據呈現的方式,讓人無法估計不穩定無產階級的總人口數,更不用說各類別的人數了,因此我們只能利用代理變數(proxy variable) 來描繪不穩定無產階級的面貌。

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不穩定無產階級中人數最多的幾個族群。然而,請注意並不是所有不穩定無產者都符合其中敘述,而且即使一個人符合某種敘述,也不表示他一定是不穩定無產階級。

首先,大多數擔任暫時性職務的人都很接近不穩定無產階級。他們的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很脆弱,收入比起其他類似工作的人更低,職涯成長的機會也很低。在彈性勞動市場的時代中,「暫時性」的職務數量增加得非常快。

在某些國家,例如英國,暫時性職務的定義要件很嚴苛,令人難以確定實際上缺乏就業保障的職務數量有多少。但大部分國家的統計數據都顯示,暫時性勞動力的數量以及占全國勞動力的比率,在過去30年內都急遽上升。例如日本的暫時職務就增長得極快。到2010年為止,該國有1/3勞動力都處於暫時性職務。但比例最高的不是日本,而是南韓。根據合理的定義,南韓從事「非典型」職務的人,超過全國勞工的一半。

然而,雖然暫時性職務是欠缺職涯發展的指標之一,但卻不是充分條件。例如所謂的技術專家就非常喜歡專案導向的生活方式,他們結束了一個短期專案之後,馬上就能跳到下一個。相比起來,長期的職務反而會強迫員工重複進行類似的案子,幾乎沒什麼發展性。因此,如果社會環境沒有問題,擔任暫時性職務也沒問題。但如果全球經濟系統需要大量的暫時性職務來支持,政策制定者就得好好想想,讓勞工生活不穩定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就目前而言,如果某人的職務是暫時性的,他就很有可能身處某種不穩定的生活中。某些人可能會把暫時性職務當成開創職場生涯的踏腳石。但對大部分人而言,這顆踏腳石都只會帶他們走向低收入的下坡路。研究顯示,人們如果照著許多政策制定者所力推的那樣,在短期的失業之後接受暫時性職務,之後幾年內的收入很可能就因此降低(Autor and Houseman,2010)。人們一旦進入地位較低的職務,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機率,或者獲得「體面」收入的 機率就會永久下降。對許多人而言,擔任暫時性職務可能是沒有選擇的,但這實在不太可能促進社會流動。

另一個淪為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方式,是從事兼職工作。在這個已經從工業轉為服務業為主的社會中,兼職變成了一個粉飾太平的問題詞彙。大部分國家都把兼職工作定義為1週受僱或計酬工作低於30小時,但這個定義其實只適用於名義上的兼職工作。

許多自願或被迫做兼職的人,實際上工作時間都超過原本預期,或者酬勞給付的時間。在職場生涯走下坡路的兼職工作者(有許多都是女性)可能必須在下班後花更多時間為了找工作而做無酬勞動,因此被工作剝削得更嚴重;也可能為了維持某種職場上的生存空間而做更多工作,出現更嚴重的自我剝削

兼職工作的增加,進一步隱藏了失業問題與低度就業問題。例如德國被迫從事「迷你工作」(mini-jobs)的人增加之後,國家繼續處於高就業率的假象中,某些經濟學家甚至因此做出愚蠢的結論,認為德國在金融危機之後出現就業率奇蹟。

除此之外,「獨立承攬勞動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與「經濟依賴型的承攬勞動者」(dependent contractor) 也經常和不穩定無產階級重疊。這2種人並不等於不穩定無產階級,因為許多承攬勞動者的收入在某種意義上是穩定的,而且具有強力的職業認同感,例如自己開業的牙醫或會計。不過經濟依賴型的承攬勞動者與獨立承攬勞動者之間的差異,總是讓各地的勞動法律師傷透腦筋。

提供服務(services)與服務勞動(service labour)之間的區分方式,以及判斷承攬勞動者是否仰賴中介機構獲得合約的方法,永遠都可以引發冗長無味的辯論。說到底,這些區分標準都是任意的,其實都只是工作的掌控程度、從屬程度以及依賴「第三方」的程度差異而已。無論如何,如果一個人必須仰賴別人,才能獲得一些自己幾乎沒有掌控權的工作,他就很有可能淪為不穩定無產階級

人數不斷增長的客服大軍也是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一分子。如今客服人員無所不在。它變成了全球化、電子生活、異化勞動的邪惡象徵。英國公廣集團的第四頻道(Channel 4)在2008年製作了一部叫作《客服之怒》(Phone Rage)的紀錄片,講述年輕客服人員與火大消費者之間的誤解現象。根據該片記載,每個英國人平均每年花費一整天打電話給客服中心,而且時間越花越多。

接下來的另一群人,是最近變得特別多的實習生。許多剛畢業的、還在學的,甚至還沒入學的學生,都會進入辦公室做短期的瑣碎工作,工資極低或根本為零。某些法國評論家認為不穩定無產階級就等於實習生。他們的說法雖不精確,但卻點出實習生的問題所在。

實習工作是讓年輕人淪為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潛在渠道。但是某些政府卻把實習計畫當成「活化」勞動市場的政策,藉此遮蓋失業率高漲的問題。事實上,政府促進企業實習的效果,通常只比花大錢沒效率的補貼政策好一點點而已。實習生的管理成本很高,而且無論對組織或對實習生而言,實習生做的事情都幾乎沒有長期價值,這種制度唯一的意義,大概只有習慣組織文化、認識工作內容這些好聽的說法而已。

總結說來,討論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方式之一,就是觀察人們會在怎樣的狀況下,從事一些不太可能建立職業認同,或不太可能發展事業生涯的不穩定勞動

不穩定無產階級化現象

雖然我們要小心不能把不穩定無產階級化的定義擴得太廣,但這件事還有另一個特徵:虛假的職業流動性。代表性例子之一就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2010)曾經諷刺的「頭銜修飾術」(uptitling)。許多公司會用超級響亮的頭銜,來稱呼那些毫無發展性的職位,藉此 隱藏這些職位的邊緣性

許多員工明明沒有帶領下屬或團隊,卻都變成「某某長」、「某某總監」、「某某官」。美國的職業協會指出了這種現象。國際行政專業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s。他們也幫自己換上了虛胖的頭銜,之前有個更低調的名字叫做全國祕書協會(National Secretaries Association)表示,該會有5百位以上的成員叫作「櫃台接待主任」、「電子文件專員」、「媒體配發官」(送文件的小弟小妹)、「回收官」(垃圾桶清潔員)、「公衛顧問」(廁所清潔員)。但職稱虛胖可不是美國的專利,世界各地都有。例如法國最近就很流行把掃地小姐稱為地面維護師(techniciennes de surface),專業多了!

《經濟學人》認為,2008年後的經濟衰退,是工作職稱百花齊放的原因。公司無法幫員工加薪,只好幫他們換上更炫麗的職稱。此外,跨國企業內部結構漸趨複雜,也是職稱虛胖的原因之一。但這個問題背後的意義,不只是最近修辭技巧大爆發而已。它反映了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人數增加,讓公司必須杜撰一些職位流動性以及個人發展的象徵,才能掩蓋某些工作毫無發展性的事實。他們發明華麗的職稱,掩蓋組織結構扁平化的問題。《經濟學人》說得好:

企業推崇工作彈性之後,職稱也跟著虛胖。組織結構扁平化的風潮,造成空泛職稱數量爆增的怪現象。它讓員工追求某些乍聽之下重量級的職稱,例如蘭開斯特公爵郡大臣(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或者樞密院議長(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但其實這些職稱是頒給過氣政客的。結果無論是高級主管還是基層員工,每個人都想在履歷表裡面塞一堆華而不實的職銜,預防有一天被解僱。

《經濟學人》點出了一個深層問題。這篇洞見的結論是:「給予員工花俏新頭銜的效果通常都很短暫,但傷害卻很長遠。」聽起來這種做法會讓人憤世嫉俗。此外員工拿到花俏的頭銜之後,聽起來更可有可無。但反過來說顯然也一樣合理。正因為這些員工是可有可無,他們才會得到花俏的頭銜

書籍簡介_穩定無產階級:一個因全球化而生的當代新危險階級,他們為何產生,造成什麼問題,社會又該如何因應?

作者: 蓋伊.史坦丁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19/06/01

作者簡介
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

經濟學家,劍橋大學博士。國際基本收入研究組織「基本收入全球網絡」(BIEN)的聯合創始人,22年來擔任聯合主席,現任名譽聯合主席。他目前是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OAS)的研究員。曾任SOAS發展研究教授(2011-2015)、巴斯大學經濟安全教授(2005-2011)和蒙納士大學勞動經濟學教授(2005-2010)。在此之前,他是國際勞工組織在聯合國的社會經濟安全計畫主任。

蓋伊.史坦丁在2010年當選為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他同時也是許多國際機構的顧問,包括世界銀行、開發計畫署、兒童基金會和歐洲委員會。並擔任許多政府顧問,特別是曼德拉總統勞動力市場政策委員會的研究主任。他也是一些學術期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個人著作超過20本,其中《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繁體中文版已於2017年由臉譜出版社出版。

責任編輯:呂宇真
核稿編輯:黃楸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