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到累死──零工經濟的兼職人生

麥特.貝瑞(Matt Barry)在加州聖荷西郊區的利弗奧克高中(Live Oak High School)教歷史。32歲的他,工作進入第9年。每週有5天的時間裡,他會站在35名11年級與12年級的學生面前,指導他們關於美國史與經濟的進階先修課程。但就跟一股在許多美國學校老師間蔓延開來的風氣一樣,貝瑞也有祕密生活,為了迎接第一個孩子,他會在課後時段與週末的時候擔任Uber的司機,以賺取額外收入。

貝瑞和同樣擔任老師的太太妮可,兩人各自的年薪為6萬9千美元。照理來說,這筆收入應該能讓他們安安穩穩地當個中產階級。假如矽谷沒有崛起,那麼他們的薪水或許還算夠用。但科技熱潮帶來的大筆財富導致灣區的房價高漲,讓長久以來處於工人與中產階級的居民們,倍感吃力。在貝瑞家附近的吉爾羅伊(Gilroy),一間1500平方英尺(約42坪)的「起步房」(starter home,通常是指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在財力有限下所買下的第一間房子),要價68萬美元。

在他教書的地方,起步房的價格甚至飆升至150萬美元,讓那些每天指導著利弗奧克高中學生的老師們,根本不用妄想和學生住在同一個區域裡。當貝瑞的孩子出生後(我是於2016年9月和他認識,當時他的妻子懷孕14週),他們開始每年支付額外的6千美元醫療保險。

教師兼職開Uber

貝瑞的Uber乘客們,總想像老師的薪水應該能輕易地讓他們跟自己住在同一個社區裡,當他載著乘客穿梭於奢華的摩根山丘(Morgan Hill,也是貝瑞念高中的地方)時,乘客往往對於他在白天擔任老師的事情感到吃驚。在開車空檔,他會批改作業。

在美國教師之中,他還不算狀況太差的,他和妮可有2份收入,且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即便如此,他們仍舊處於邊緣。「老師們正在謀殺自己,」他說。「我根本不該在平日晚上8點,還開著Uber,心理壓力讓我喘不過氣,我在接送乘客的空檔間批改作業、思考自己除了開車外還能做什麼工作──像是開設課程之類的。」

貝瑞之所以會開Uber,並不是意外。Uber公司在過去2年內,特地設置了補助優惠,鼓勵老師在夜間擔任司機。每一年、每一地的活動內容都不相同。在2014年,該公司那令人不安的文宣為:「老師──駕駛著我們的未來」。在2015年的芝加哥,則凸顯了季節性元素:「Uber讓老師擁有暑假工作」。

為了強推活動,Uber提供250美元的獎金給每一位在特定日期內註冊成為Uber司機、並完成10趟接送的老師。2016年,奧勒崗的Uber則發行了一款應用程式,能告訴乘客自己的司機是否為老師。奧勒崗的Uber也吹噓每筆乘車費的3%,會回饋到課堂,而最多老師擔任司機、或載客距離最遠的學校,還能得到5千美元的獎金。Uber大力推動自己的教師司機創新計畫,將其歸類為傳統美式利他主義的一種展現,更是私人企業如何拯救公領域失敗的完美救援行動。

該公司還有可以佐證此一特殊機制的教師司機部落格發文。其中一名網路名稱為「琳賽」(Lindsey)的Uber教師(Uber-teacher)熱情洋溢地說:「每一天,老師都被要求以少擊多、以有限的資源迎戰新挑戰。而Uber開啟了一扇通往更多可能的大門,為我們所服務的社區帶來別具意義的影響。」

藏在這美好的框架背後,是一個陰鬱的現實。許多如貝瑞這樣的父親往往「被迫以少擊多」,不僅僅是因為資源稀少得令人起疑,更因為民眾與代表我們的政治人物不夠珍惜教師的存在價值,因而不願意給他們較好的薪水。

其實自美國這個國家的現代教育體制甫一出現,就藏著這個問題,但近期在許多如矽谷這樣經歷經濟急速成長的區域,這個問題變得格外嚴峻。教師薪水與當地住宅價格間的嚴重落差,變得愈來愈顯著。在這些區域內,富裕的居民們開心地為有泳池與「超奢華地下室」的定製豪宅掏出錢來,卻不願意繳更高的稅好讓老師至少租得起當地的房子。

結果導致如貝瑞這樣的老師們,必須為學生的家庭們提供額外的個人服務(本質上就是如此),以應付生活所需。Uber將此種發展稱為老師們的「機會」──一個讓他們能在「致力於形塑孩子未來」的教學工作外,多賺一點錢的機會。教師兼職Uber司機的例子,本該是「共享經濟」的最佳例子。然而,剝去那層「良善」的外皮後,Uber教師司機活動所共享的,實為一個更加扭曲的矽谷妄想:低稅金、好學校,而老師還能在你和創業家吃完那頓可用公款報銷的大餐後,開車送你回家!

這些企業集團將那些由「獨立」契約者所提供的廉價、短期服務,套上華美的包裝。而這些公司的成功,就奠基在透過平台出賣自己勞力、沒什麼權利說不的勞動者之上。

此外,在矽谷黑暗的狂想中,還藏著關於性別的元素。在我於2016年所訪談到的Uber或Lyft教師司機中,多數都有小孩,且幾乎所有人都為男性。(當然,過去提供此服務的工作者也確實多為男性。)

這讓我不禁猜想,男性是否真的更願意用閒暇時間開車賺錢,以維持自己的社經地位。畢竟,對於支撐起一個家庭所需耗費的成本,美國社會總是像得了失憶症一般,而男性也免不了受此影響。現在的家長往往必須花更多時間在工作上、找第2份工作、或在奇怪的時段工作──或甚至以上皆要。

或許,因為外顯性失敗(如失業、失去社經地位等)從而導致人們失去對自我及作為公民認可的情況,男性反應可能比女性來得強烈,如同社會心理學家所定義的「不穩定的男子氣概」(precarious manhood),男子氣概是一個必須刻意經營與維持的事物。研究對象為男性的社會學家麥克.基莫(Michael Kimmel)也曾寫到,男性從小生長在必須達成社會階級特權的期待中,將自己能否養家糊口的能力,內化成一種自我認同,但這麼做也讓「他們期待著一個永遠不會降臨的安穩。這些男性認為只要自己按部就班,他們就會得到和父母輩一樣的成果,一個底層中產階級版的美國夢。」基莫對我說。「然而他們賭輸了。」

對我來說,無論這些教師司機的性別為何,他們渴望保有中產階級身分(像是住房、收入等)的想法,我非常能理解。畢竟,對某些人來說,失去這些認同就意味著失去對未來的希望與信念。他們受到了阻礙,而此種阻礙不僅僅是關於自身的前途,還包括孩子的。如同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那本《失敗恐懼》(Fear of Falling)中所指出的,中產階級的最大焦慮感,源自於我們不相信自己能為孩子開創出一個和自己一樣的社會地位。相較之下,頂層階級對此問題的答案,就非常簡單:繼承並空降。對底層人民來說,此問題則有著另一個他們不得不如往常般吞下的答案:終其一生,他們都只能依賴極低的資源生活,而他們的孩子也是。

Uber教師司機父親,不過是我一次又一次見識到的當代焦慮症的普遍症狀之一。如果你不能依照自己成長中的標準來養育下一代,你或許會覺得自己就像是生活在一個支離破碎的天地間。

責任編輯:洪婉恬
核稿編輯:呂宇真

書籍簡介

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
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

作者:艾莉莎.奎特

原文作者:Alissa Quart

譯者:李祐寧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9/02/27

作者簡介

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現居紐約,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並於2010年成為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Nieman Fellow)。目前擔任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畫」(EHRP)的執行主編,該組織致力於報導不平等的社會現象。曾為《紐約時報》週日專欄、《大西洋月刊》、《倫敦書評》、《紐約週刊》等眾多媒體撰稿,並持續擔任《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專欄作家與特約編輯。

譯者簡介

李祐寧
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系,旅居海外,目前從事專職翻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