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親媽媽當全職教授，付不出托兒費用...美國中產被壓榨的殘酷現實，給台灣的警惕

極限托兒所──高壓工作環境的沉重代價

在迪斯托兒所（Dee’s Tots Child Care）的花園裡，坐著一個頭髮上串著小彩珠的3歲女孩和一個2歲、正在手足舞蹈的小男孩。這是戴樂蘿絲．霍根（Deloris Hogan）預計在晚上6點45分以前，讓他們回到父母手中的孩子。在她們身旁，還有4個同樣在手足舞蹈的孩子，他們要一直等到深夜才會回家。此外，還有兩個戴樂蘿絲稱之為「過夜寶寶」的孩子。迪斯托兒所的營業時間為24小時，每週7天，而這如此罕見的營業時間，也是基於孩子父母親的工作時間非比尋常。

戴樂蘿絲替2歲的卡登（Kadan）更換尿布；接著替1歲的諾亞（Noah）洗了澡。看著「極限托兒所」在睡覺時光前的最後一場衝刺，著實讓人筋疲力竭（極限托兒所是我對這些近期大量激增、提供夜間時段、超早時段甚至整夜看護的托兒所總稱）。

迪斯托兒所不過是全美境內其中一間24小時制托兒所。光是在紐約新羅謝爾（New Rochelle）同一個街區上，還有另一間同樣提供過夜服務的托兒所「小寶貝」（Little Blessings）。在我拜訪這裡的整個星期期間，小寶貝和迪斯托兒所被布置成猶如卡通大會的現場，用巨大的卡通人物朵拉、蜘蛛人和五彩斑斕的燈光，企圖贏取孩子的芳心。相較之下，有些24小時制托兒所則會以父母認同作為行銷重點，取一些充滿雄心壯志的名字，像是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成功兒童24小時培育中心」（Success Kidz 24 Hour Enrichment Center），以及賭城的「完美兒童發展中心」（Tip Top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或「五星級托兒所」（Five Star Sitters）。

不正常工時的代價

這類行業的蓬勃發展，反映美國職場生活的劇變。在我們之中，有許多人的工作天數不斷增加，工時更是難以預測。這點尤其反映了21世紀24小時制商業環境的實況，無論是數位經濟或自由工作（freelance）、零工（gig）經濟、以及無法跟上經濟成長腳步的薪資停滯，在在顯示即便在低通膨的時代，美國人民的薪水依舊未能趕上支出。

24小時制托兒所的崛起，也反映出美國工會的無能，以及企業極端的工作排程已經打破一般大眾慣來遵循的工作天數與時數。使用「無能」兩字，絕非誇大其詞。在1960年代，有30％的美國人加入工會；反觀現在，在所有就業人口中，僅有11％的人加入工會，私人公司更只有7％的員工為工會成員。在美國選民眼中，工會已經失去討價還價的能力。

當前多數美國成人的每週工時為47小時。那些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的人們，對於這種不合理的工時，往往更沒有權力說不。有些雇主為了減少員工「無所事事」的時間以精簡開銷，甚至屏棄人工管理的辦法，使用數據與演算法來決定工作時程。因此這些人就算想說不，也沒有人類對象可申訴。這些軟體根本不在乎工作排程是否會結束在深夜，是否會徹底撕裂員工的家庭生活，像是讓他們無法趕回家哄孩子上床睡覺，或因為要上超早的班而沒能替孩子準備早餐等。

極限托兒所的存在，點出了這個國家的工作時間是多麼地奸詐、且全然荒謬。我們現在居然需要24小時的托兒所。是的，極限托兒所反映出那些要求我們應該要投注在工作上的時間量，正在壓迫我們。

可獲得高薪但必須工作到晚上的工作，或許能讓這些父母請得起1、2位保姆，或雙親中的其中一人可以待在家照顧孩子。但對於那些需要依賴迪斯托兒所的家長而言，他們負擔不了這樣的奢侈。

「隨著即將面臨繳車貸的壓力，我申請了家得寶的工作，」瑪麗蘇說。作為一名單親母親，她需要更周全的盤算。「對於我的行程，迪斯托兒所很能理解，也願意配合我。」瑪麗蘇錯過許多與孩子成長的時刻，當她決定為她們多兼一份差的時候，這就是她不得不面對的悲傷事實。多數孩子和派崔克與戴樂蘿絲相處的時間，遠超過和父母相處的時間。

迪斯托兒所中，多數兒童來自於非裔美國家庭，這在統計數據上相當合理：數十年來，非裔美國人婦女需要工作的比例一直高於其他裔的女性。對於這些家庭來說，托兒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霍根夫婦在1985年的時候創辦了這間托兒所，好讓他們可以一邊賺錢一邊照顧自己的孩子。現在，57歲的戴樂蘿絲和62歲的派崔克，必須24小時工作。那些給予工時不正常父母方便的托兒所，勢必會讓自己的工時偏離常軌。

霍根夫婦都是非裔美國人，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托兒服務的勞動人口不成比例地多為有色人種構成。但在另一方面，派崔克又是一個異常的存在：根據2015年的統計，從事照顧兒童的人口之中，95.6％為女性。

霍根夫婦明白他們與孩子雙親間的互補關係，而孩子的幸福以及他們自身的經濟穩定性，也必須仰賴他們所能提供的24小時照顧服務。對於此種極限托兒所的需求，只會隨著照顧行業的需求愈來愈高，同等增加。

醫院與其他企業集團如塔吉特（Target）百貨逼迫領著低薪的員工們，在不正常的工作時段工作，甚至對於員工的需求視若無睹，而消費者有時也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我們認為自己應該要能在任何時候購物、用餐，即便是在凌晨，我們也希望能隨心所欲。極限托兒所的數量之所以增加，部分原因在於我們的體制無法確保每個家庭的需求能被滿足，包括那些在奇怪時段工作的家長們。

我們是一個24小時工作的社會。

現在，部分企業甚至希望員工的工作班表，能根據依照最佳效率所調整出來的全天候生產進度表做規劃，並適應地球另一端商業夥伴的時區（該如何用印度話來說「工作過量」？），或因應即時供需波動與客戶數量。公司希望員工能做到隨傳隨到，完全不理會這對員工的家庭生活可能會造成何種影響。另一個美國家庭之所以如此習慣於這樣作息的原因，則是因為我們的領導人儘管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如何珍惜作為父母與照顧孩子的時光，卻沒有幫助這些家庭，反而想方設法地阻撓人民的抗爭。

驚人的托兒費用

儘管霍根夫婦全天候上班，卻只能獲得微薄的收入，而那些針對家長義務所施行的懲罰，也只是懲罰那些資源有限的父母，當他們因為兼差許多份工作，而奔波在路途間猶如搭上瘋狂旋轉木馬時，這些法令沒能給予他們任何幫助。照顧者和父母的痛苦，就像是層層相疊的俄羅斯套娃般。

極限托兒所和那瘋狂、嚴苛的工作需求，也讓家長們想為自己的孩子找到可靠的托兒、托嬰服務，變得難上加難。在過去3年，我曾訪談超過百位家長，而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應該能負擔得起托兒所或自己帶孩子的成本。難道他們還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嗎？儘管如此，他們依舊時常覺得自己能力不足，而這樣的挫敗感，往往就來自於照顧孩子和育兒開銷。

最令人震驚的，莫過於托兒費用。倘若中產階級父母真的淪為瀕臨絕種的族群，且在各方面因為嚴苛的工作家庭政策所累，那麼罪魁禍首或許就是托兒費用。美國的聯邦育兒支出占GNP的比例，在富裕國家中敬陪末座。在雙薪家庭中，該筆開銷可能會占據其中一份收入的30％左右。在美國33個州與華盛頓特區中，將一名嬰兒交給市區托兒所照顧的費用，比公立大學一年的學費還貴（更別提保姆了）。我也聽說，紐約中產階級者的每個孩子托兒費用，經常加一加就高達2萬5至3萬美元。對紐約的低收入戶來說，托兒費用遠超過食物與住房項目，成為最大的開銷。

或許有些父母對於自己該如何負擔托兒費用的事情感到絕望，因而在募資網站上出現了這樣的內容：「全職教授單親媽媽，在正職工作與各種開銷中，陷入困境……因為一連串意料之外的緊急開銷，現在的我無法即時籌措出必要的錢。」這名標示著「2500美元目標金額」的母親，最後募得了2286美元，而她也放上一張可愛的男嬰照片。照片中13個月大的賽巴斯宣（Sebastian）掛著臨時托兒所的小圍裙。我忍不住想這是多麼可怕的情況，賽巴斯宣的母親居然被迫上募資網站以籌措最基本的開銷費用。

另一個因缺乏國家對育兒方面的補助、並成為24小時制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則是兒童照顧者。我們持續忽視這些工作者的需求，而部分問題在於我們文化對「托兒」這個概念的排斥。由於美國並沒有公立、國家體制的托兒所，因此人民普遍認為托兒所就應該由私人企業經營。（就此角度來看，托兒所跟醫療體制非常像，由於社會對於將其制度化抱持抗拒心理，從而導致私有制的失敗。）如自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社會學家凱斯林．格森（Kathleen Gerson）所言：「為什麼我們會有如此奇怪的信念，認為照顧應該是一種基於個人、而不是隸屬在社會之下的行為？」

責任編輯：洪婉恬
核稿編輯：陳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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