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時拒絕工作要求，主管卻反而感謝她...一故事告訴你：努力付出後，「說不」就是你的權利

有界限，才有自由
不，就是完整的句子。
─安．拉莫特（Anne Lamott），《關於寫作：一隻鳥接著一隻鳥》作者

真瑛是韓國一家科技公司的員工，她發現自己必須在籌備婚禮的同時，也必須準備在大喜之日三週前舉行的董事會議。

當真瑛的經理孝利，要求她寫出腳本，以及所有他們要在董事會議上一起報告的幻燈片時，真瑛連續幾天上班15小時，迅速地完成工作，如此一來，她才能在董事會議前的那幾天專心規劃自己的婚禮。經理對工作能提前完成感到訝異和欣喜，而真瑛現在也可以連續5天自由地埋首於婚禮的規劃。

接著，真瑛從經理那兒接到一個緊急請求，要她在董事會議前完成一個額外的計畫。

在他們過去幾年的合作中，真瑛從不曾對孝利說「不」，即使說好會使她的生活陷入短暫的混亂（這是常有的事）。

到目前為止，真瑛已經付出了無數個小時，以執行每一個要求和任務，並交出俐落、完整的全套計畫，無論犧牲多大。然而，這一次她毫不猶豫就對經理說「不」。她選擇不道歉或為自己的回答過度辯解。她只表明，「這段時間我已經有計畫了，這是我努力爭取來的，我值得擁有它，完全不覺得愧疚！」

接著，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團隊裡的其他人也對孝利說「不」，於是這位經理只好自己留下來加班。起初孝利怒不可遏。她花了一整個星期才完成工作，而且她很不高興。但為這個任務辛苦了幾天之後，她看見自己一直以來在做事方法上的種種缺陷。

她很快便意識到，如果她想成為更有能力的經理人，就必須拉好韁繩，讓每一個團隊成員都清楚期待、責任歸屬和成果。最後，她很感激真瑛幫助她理解自己在做事方法上的錯誤。透過建立界限，真瑛不僅使她的經理看清了不健康的團隊動力，並開啟變革的空間。她的做法也為她贏得了永久的感激和尊重。

界限的消失是我們非專準主義者時代的特徵。首先當然是因為科技已經完全模糊了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界限。這年頭，在人們期待我們可以隨時上工方面似乎毫無界限可言。（我最近請了一名行政助理，她替我安排的客戶會議時間包括週六上午，即使那場會議沒有特別的急迫性，但她不認為排在週六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週六已經變成新的週五了嗎？我很想知道。）

但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不僅是界限已經模糊了；而是工作界限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慢慢進入了家庭領域。很難想像，大多數的公司主管會放心讓員工在週一早上帶孩子去上班，但他們似乎並不認為期待自家員工在週六或週日進辦公室處理案子有什麼問題。

哈佛商學院教授暨《創新者的處方》（The Innovator’s Prescription） 一書的作者克雷頓． 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就曾被要求做出這種犧牲。當時他在一間管理顧問公司工作，其中一名夥伴過來找他，要他週六務必進公司幫忙處理一個案子。克雷很簡單地回答：「哦，很抱歉。我答應每個週六都要陪老婆、孩子。」

那位夥伴很不高興，他怒氣沖沖地離開，但沒多久就回來表示：「行，克雷，我跟組裡的每個人都說過了，他們說那就週日進來。所以我希望你會在。」克雷嘆了口氣然後說：「我很感謝你試著這麼做。但週日不行。我把週日留給上帝，所以沒辦法進來。」如果那位夥伴先前很挫敗的話，他現在更是垂頭喪氣。

儘管如此，克雷頓並沒有因為堅守立場而丟掉工作。雖然他的選擇在當時不算普遍，最後他卻因此獲得了尊重。設定界限帶來了好的結果。

克雷頓回憶：「它讓我學到一個重要的教訓。如果我有一次例外，我就可能有很多次例外。」界限有點像是沙堡的城牆。我們讓一面牆倒下的瞬間，其他牆面也會跟著崩塌。

我不否認設定界限可能很難。只因為它對真瑛和克雷頓行得通，不代表它總是行得通。真瑛有可能失去工作機會。克雷頓不願意在週末加班也有可能限制他的事業發展。界限確實可能付出昂貴的代價。

然而，不推辭的成本更高，它會使我們在選擇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上變得無能為力。對真瑛和克雷頓而言，在職場上受到尊重，以及將時間留給上帝和家人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們會刻意並策略性地選擇將這些事情列為優先事項。畢竟，如果你不設定界限，就不會有任何界限。或者更糟，會有界限，但它們將漠然接受原先的設定（或是由另一個人設定），而非出於刻意的選擇。

非專準主義者往往認為界限是約束或限制，會妨礙他們超有生產力的生活。對非專準主義者而言，設定界限是軟弱的證據。如果他們夠強大，他們會認為自己不需要界限。他們可以應付一切。他們可以全部都做。但若少了界限，他們終將變得分身乏術，以至於幾乎不可能完成任何事情。

另一方面，專準主義者則將界限視為自主權的提升。他們認清，界限能讓自己的時間不受挾持，而且通常能讓自己從對非必要事物─只會促成他人的目標，卻無助於促成自身目標的事─說不的負擔中解脫。他們知道，清楚的界限能讓他們事先排除來自於他人的要求和拖累，以免從真正要緊的事情上分散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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