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三十年前,我加入聯準會觀察者這一行時,前輩們有一句講到俗掉的忠告:「要看他們做些什麼,而不是說些什麼。」回想當年,聯準會其實沒有多少巧妙辭令可以觀察。

逃離流動性陷阱的凡丹戈舞
保羅.麥克里(Paul A. McCulley) - 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

當時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才剛接任聯準會主席,雷根剛選上美國總統,而泰德.特納(Ted Turner)還未推出CNN頭條新聞頻道。這三個人如今皆被視為大大改變美國人生活的巨人,不僅改變了我們處理自身事務的方式,也改變了我們對自己的看法。

那時候在華爾街當一名初出茅廬的大學畢業生可真好。當時財政當局奉行的是供給面經濟學,貨幣當局的政策則據稱是基於貨幣學派的學說。凱因斯學派因為中了通膨的毒而被送進了療養院,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則是那根攪動自由選擇飲料的吸管。政府的有形之拳被詛咒,市場的無形之手則獲讚頌。

啊,沒錯,那真是在華爾街開展事業最有意思的時候:美國經濟政策經歷劇變,描述當時情況的最準確說法是貨幣政策偏緊,財政政策寬鬆,當局盲目相信資本家有管束自身事務的能力和意願。在那樣的歷史關頭,前輩叫我觀察當局的行為而非言語,是睿智的忠告。

觀察沃爾克領導的聯準會尤其應該這樣,因為當時聯準會將短期利率固定在其目標水準,但口頭上不承認,堅稱它不過是藉由改變「銀行準備部位的壓力」來控制貨幣存量的成長。沃爾克還厲聲表示,聯準會實際上無法影響長期利率,而當時長期利率極高應該是財政赤字巨大和通膨預期很高所致。

因此,那年代的聯準會觀察者有如一群水管工:我們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在每日流量(也就是所謂的「操作因素」)的預測和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上,這些操作因素主導Fed紐約分行公開市場操作小組的活動,而這些活動是維持現行「準備部位的壓力程度」所必須的。

沒錯,我們沉迷於觀察聯準會實際上做些什麼,而他們通常是在東部時間11:40做這些事:客戶附買回vs.系統附買回,期限vs.隔夜,購買國庫券vs.購買附息票公債以及可怕的附賣回協議。我們關注的問題是:這些操作是純「技術性」(旨在.銷額外的資金流),還是反映操作小組正奉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之命,改變銀行準備部位的壓力程度,也就是改變FOMC不言明的聯邦資金利率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