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經濟多超前,民主卻非唾手可得,當你享有的民主,像呼吸空氣般容易,但其實有人求之不得。

「你們怕什麼,我們只有雨傘罷了」。這是香港「佔領中環」行動被英國媒體封為「雨傘革命」後,香港網友向當權者喊話的標語。

雨傘,是用來抵擋香港警方驅散非法集會群眾常用的胡椒噴霧,但在這香港47年來最激烈的群眾抗議中,警察竟用了更傷人的催淚瓦斯。溫和的香港人,於是再也不像從前那樣,規規矩矩的進行群眾運動。

一夜之間,他們從佔領中環,延伸到佔領金鐘、灣仔等港島核心區域,遍地開花,由學生的罷課,演變為民眾罷工、大學教師罷教。「佔中運動」所在的中環,是香港的政經命脈,只以雨傘防身的民眾,不惜以癱瘓香港政經核心運作來對抗,就是當權者害怕所在。

香港人讓一堆人都跌破了眼鏡。「經濟動物」、「政治冷感」,一向是他們最顯著的共同特徵,但現在香港因政治而沸騰。這是第一個改變。

他們為何改變?一波波思想箝制,經濟腦袋也受不了

觸發改變的近因,是香港人打從回歸中國以來就盼望的,寫在《基本法》裡的香港特區首長普選,卻在8月底中國人民大會常委會通過的框架下變成「假普選」,也就是由北京控制的提名委員會選出兩到三人,再讓香港人民從中挑選。

香港《信報》創辦人林行止最近以系列專欄文章分析,他認為香港歷來是自由港,政府對經濟一向「積極不干預」,使得香港擁有充分的經商自由和智性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中的核心」,一旦香港自主性因為北京一錘定音的絕響而大降,「經濟必將因而失色,因為港人將不由自主的失去自由發揮的活力,生產潛力無法發揮。」

香港人的第二個改變,是年輕人帶動了公共議題熱潮,而且年輕到中學生也集體罷課,成為示威主角,甚至12歲的小學生也在街頭說得頭頭是道。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指出,香港回歸前後數年出生的年輕人,成長年代是在2003年香港重大轉折點之後,當時有基本法23條爭議、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訂,大量中國大陸遊客進入香港。但大量陸客卻讓這群年輕人心裡反感。沒有人生籌碼可失去的年輕人,接受抗爭文化也比上一輩來得容易。

香港人的第三個改變,是對公權力專業中立的信心不再。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獨立記者胡麗雲感歎,過去香港的文官、警察等公務體系深受香港人信賴,認為他們專業、不涉入政治,是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基石。但特區政府裡的官員,現在好像沒有獨立思考,沒有捍衛香港的自由,只會聽命於共產黨。

1984年中國與英國簽署聯合聲明收回香港時,承諾一國兩制、「50年不變」,想不到回歸才17年就變了。北京把手伸進了香港的司法、教育和新聞自由,今年6月更乾脆在一國兩制白皮書中明言,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給你多少權力,你才有多少」。

香港經濟高度「中國化」的結果,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一席話最是深深刺激香港人。李顯龍在9月18日港學運之前訪港,他指香港是「中國南方一個繁榮的商業和金融中心」,新加坡則是「東南亞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兩地一起競爭,也彼此受益。

雖然他的語意重點應該是後段,但香港輿論更在意自己從「國際金融中心」被看成「中國南方的一個金融中心」,連亞洲中心都不是。

北京不會對香港人做出顯著讓步,但香港人爭民主之路也已不可逆。至於公民運動年資較久的台灣人,這一刻從香港身上學到的,除了要珍惜已有的政治主權,更要警惕別讓台灣淪為李顯龍口中的香港,只是「中國東南方的一個商業中心」。

※  精彩全文,詳見《商業周刊》14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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