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就是最低的水果摘完了,如今應該趕緊打造工具去摘更高的水果。

先進國家都老早摘完伸手能摘的水果,之後又經歷多次「摘完某一高度水果」的時刻。1982 年我去美國念書,美國就處於如此窘境,媒體都是關廠、裁員新聞,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街頭遊民暴增。但在此之前,自從 1776 年宣布獨立,美國已有過40幾次衰退,每次都挺過來了,因此我沒聽到美國人自己在唱衰美國,或嫌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

台灣如今盛行唱衰台灣,一大原因是從前都沒遇過悶經濟,缺乏經驗,因此特別徬徨,感到無望。

那麼,台灣為何會遲至21世紀,才第一次感受到悶經濟?美國經濟頻頻摔跤,台灣自從1858年開港,除了兩次政權暴力更迭的短暫動盪,可說一帆風順,是因為台灣比較厲害嗎?

當然不是。美國走在前面,每次遇到危機都必須花時間辯論,嘗試錯誤,才漸漸學會如何產業升級,維持市場秩序。美國付學費學到的寶貴經驗卻是全世界皆可參考。美國人工成本上升,就發展出國際分工體系,Made in Taiwan玩具、成衣因此在6、70年代大量湧入美國,台灣卻無需自己研發生產技術。先行者跌撞,追隨者平順,道理在此。

換成果樹的比喻,就是台灣光靠發展落後這一點,手摘水果數量就注定多於美國,才能摘這麼久。中國又在台灣後面,手摘水果又比台灣多,目前好多還沒摘完。這是中國成長率高於台灣的最主要因素。扯年輕人只追求小確幸是扯遠了。就算年輕人真是小確幸世代,這也是悶經濟的果,不是因。

我說台灣從前摘到的水果比較低,並無對前人不敬的意思。台灣在60年代從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80年代又發展成高科技電子大國,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問題是過往的成功經驗已經無法複製。如今,我們只能記住「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專注為現有問題尋求解方,而不是緬懷過去。

緬懷過去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就是「典範在夙昔」。記住尹仲容、李國鼎的貢獻雖然重要,但是「典範在夙昔」卻常有一種弦外之音,就是經濟下滑都怪官員不如從前能幹。

在言論自由的時代,官員被嫌笨是正常的。就算官員真的能幹,其政策也往往三五年才見真章,讓批評者沒話說。但要以為台灣問題是因為官僚今不如昔,卻是思考怠惰。尹仲容、李國鼎成功,是因為抓住國際分工體系初步成型的機遇。台灣的經濟奇蹟放在東亞也不奇特,前有日本,後有中國,同期則有其他三小龍。

我們要如何確知,今日檯面上那些大家公認很笨的官僚,把他們丟去50年前,就無法創造經濟奇蹟?換一個問法:倘使尹仲容、李國鼎重返人間,憑他們的眼界,就有辦法處理今日難題嗎?

例如中國崛起,就是尹仲容、李國鼎從沒處理過的一道難題。自家果樹可以手摘的水果摘快完時,鄰居突然邀你去摘他家水果,而且他家果樹還特別多株,株株都水果低垂,這時你會想留在自家果樹下嗎?

李登輝於是鎖起門來不准自家人去隔壁。理論上,「戒急用忍」很正確,因為人除非不敢覬覦別家的低垂水果,不然不可能認命好好研究自家越來越難摘的水果應該怎麼摘。問題是,在自由民主時代,鄰居說歡迎我去摘,自家人憑什麼不准我去?

這又是尹仲容、李國鼎不必面對的另一難題。他們手裡的政策工具,例如管制外匯、限縮金融業務,後來皆已消失。威權時代要執行「戒急用忍」也許容易,但其配套是各種法規鉗制市場,一定打擊經濟。

這是「典範在夙昔」反映的另一種思考怠惰:明明威權已經結束很久,我們卻還在期待強人。從前人民無法當家做主,因此思考不是人民的事,是強人手下官僚的事。緬懷尹仲容、李國鼎,很大成分是在緬懷那個重要決策都天高皇帝遠的時代。

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政治人物都很愛講「拚經濟」。這三個字的頭號問題是空洞,讓人誤以為目前瓶頸只是意願問題:只要政府有心,經濟就能上去。第二個問題是「拚」字很誤導。難道台灣還停留在拚就能贏的階段嗎?許多企業主顯然這麼想,工時才會越來越長,終於逼出大減工時彈性的「一例一休」。

事實上,任何經濟體只要「摘完某一高度水果」,面臨的一定是知識問題,還有取捨問題。所謂知識問題,就是人力水平必須提升。尹仲容、李國鼎規劃的產業環境只需要少數菁英念大學,台灣要挺過悶經濟卻需要大量高階人才,因此本書有多篇文章討論高等教育。

至於取捨問題,是指改革一定會侵犯某些人利益。台灣上次有嚴重侵犯少數人利益的改革,就是「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推行當時如果像今天一樣自由民主,地主一定也天天上街抗爭,提起行政訴訟,並發動連署罷免立委。

某些取捨的重點則不是利益分配,而是價值。尹仲容、李國鼎的時代人民普遍都窮,因此沒人在講公平正義。但如今人民已有1/10大富或中富,1/3目前不富不貧,但正漸漸趨貧。公平正義已是目前社會上正進行的最重要討論。本書多篇文章,例如關於富人稅、房屋稅,都是我加入討論的嘗試。每人重視的價值不同,我個人較重視自由。

當然我無法說服所有人同意我主張。但我至少希望說服大家能夠跟我一樣樂觀,更懂得欣賞台灣的優點。例如我就認為,台灣只會代工這一點並不可恥。

只要行銷與製造分流,製造都叫代工。看來二者還會繼續分流,因此只要台灣依然擅長代工,就會製造業很強。

很強的製造業,一定是建立在穩固的智慧財之上。像鴻海、台積電在美國都是專利大戶。相反的HTC手機即使全盛時期,專利也不多。Nokia與Motorola賣掉手機部門,賣的其實是智慧財而不是品牌,因為智慧財比品牌長久。

在科技快速變革的時代,品牌可以樓塌樓起,智慧財卻不能平地起高樓,必須一樓樓往上蓋。因此,代工創造的附加價值也許沒有少數成功品牌高,它提供的就業質量與穩定度卻大大勝過品牌。代工也代表我們擁有製程上的珍貴智慧財,不是別人可輕易取代。

許多人對台灣悲觀還有一原因,就是動不動拿台灣跟中國比。書中很多文章討論中國,就是要指出這種類比的不恰當。兩邊地理條件不同,發展階段亦不同。中國年輕人狼性,是因為狼性在中國依然有用。等中國亦摘完最低水果,年輕人自然會變另一種性格。

還有一種悲觀,是凡事都怨怪中國。台灣產業沒升級,某一階段的確可以歸咎中國磁吸,如今卻較多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很多時候,中國只能說是照妖鏡,照見我們有哪些缺失。

我指出這些缺失,用意是要指出,台灣雖然有很多問題,卻都是可以解決的。水果不等人,成熟就會紛紛落地,爛掉,因此我們不該浪費時間。只要我們這次學會摘取伸手搆不到的水果,後代就會更有自信,將來再度「摘完某一高度水果」時,就不會再有那麼多人唱衰台灣。

書籍簡介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作者:顏擇雅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18/01/03

顏擇雅

2014年金鼎獎雜誌專欄類得主。著有《愛還是錯愛》(親子天下,2015年)、《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印刻,2016年)。譯有珍‧奧斯汀《理性與感性》(印刻,2017年) 。

2002年創辦雅言出版公司,出書極少,卻屢屢創造暢銷風潮。像《世界是平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都是雅言出版旗下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