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發會於2018年5月15日公布《新經濟移民法》草案[1],若仔細研究這份新法,不難發現,台灣所謂的移民中階人才的規格,是以薪資做為主要參考標準。而且,門檻標準相當低,如月薪資標準達到32000元的社福人力[2],即達台灣移民法規所謂的「中階人力」標準。另一方面,中階外籍技術人力若之後連續居留7年、平均每年在台只需183天,即可申請永久居留或依國籍法申請歸化為我國國民,享有國民待遇,日後恐對台灣社會福利資源造成越來越大的衝擊與負擔。

從勞工短缺到勞工過剩

如今,各國都在搶人才,歐盟從二戰結束以後的30餘年間,大力引進低端人力以彌補本地勞工市場人手的不足,轉而走向如今嚴格控制移民數量,並且拉高入門門檻,其背後的理由,有其歷史根源。

二戰後的三十餘年間,政黨政治多為左右翼分享權力,在法國及義大利,即便是共產黨也是擔任次要角色。鑑於192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從而導致的世界經濟崩潰與接踵而至的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因此戰後由政黨和企業、勞工和中產階級攜手合作,建立全民健保、慷慨的失業救濟、家庭津貼、住房津貼以及免費念大學等社會福利計劃。當時的西歐,受益於經濟富裕繁榮,失業率極低。自1970年代起,全球逐漸產能過剩,激進的勞工運動伴隨而至企業利潤下滑,經濟年成長率不斷下滑乃至腰斬,失業率上揚至少四倍──如1960年代西歐年均失業率為1.6%,至1970年代晚期,飆升至7%以上,義大利更是飆升到17.2%。政府稅收減少,社會福利支出快速增加,赤字不斷攀升乃至已經無力支付國際支出,財政入不敷出,英國與義大利甚至向國際貨幣基金求助貸款以紓困。

在經濟蕭條的年代,這些原本為疏解本地勞工短缺而不斷引進外國人民移居的西歐各國──法國引進北非前屬地人民,德國大量引進土耳其移民,英國引進來自巴基斯坦以及印度勞工,丹麥及瑞士也不遑多讓,對各種想要工作的移民開放邊界。此一時期,因為經濟繁榮掩蓋過一切反移民聲浪,移民也被視為是協助地主國發展經濟而非與本地勞工爭飯碗的競爭者,並且,他們被視為最終仍會返回故鄉的「暫時性居民」。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1970年代出現勞工過剩,西歐停止正式召募外國勞工,甚至對外勞提供財務誘因,即便如此,來自非洲及中東地區的勞工卻選擇留下來[3],更甚者,透過移民法規,將他們的一家大小連同親屬全都接到歐洲。再加上,西歐北歐等富裕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十分健全,自然而然,吸引多數的外籍勞工寧願留下來也不願返鄉,尤其是來自北非中東地區的穆斯林移民人口比例佔據絕大多數。

信奉一夫多妻制的穆斯林男性移民的家眷,往往動輒高達數十甚至於百人。對於因優渥的各項社會福利政策支出,導致財政早已捉襟見肘的歐盟各國來說,一人成功,百人得以受惠的穆斯林移民,自然成為頭號不受歡迎的外國移民;加上幾世紀以來的宗教戰爭及殖民恩怨所埋下的舊恨尚未撫平,以及方興未艾的伊斯蘭國散播的恐怖主義思想,在西歐及北歐各國的穆斯林二代移民心裡催化生根,有如在這些國家內部埋下一些不確定因素[4]──這些都導致反移民聲浪日益升高。

拒絕低端及中階只要最高端人才與富翁

自從馬克宏政府執政以來,已經扭轉法國對於低端及中端人才的引進及需求,轉而以具備財力及高端技術能力及具備創新創業實力的國際人才為吸納對象。

法國推出「人才護照」(passeport talent),目的在於吸引願意為法國經濟做出貢獻的受薪或非受薪外籍專業人士定居法國。不過,法國的「人才護照」表面上看起來容易,實務上卻是困難重重[5]。當台灣還在思索如何因應低端及中端人才荒時,法國已先思論出一國的未來奠基於其所擁有的一流人才數量的多寡。2017年6月中旬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公佈這項政策時,一反其道,特別以英語發表:「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以為築牆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時,我則認為『開放』才是正途。」馬克宏總統明示盡速啟動「科技簽證」,讓各國頂尖的高科技人才、創新者與創投家,能儘速拿到法國居留許可,並以多項優惠,吸引各國頂尖人才來法國,讓法國成為「科技創新創業國家」,[6]一同致力開發綠色科技、食品科技、人工智慧,追求一切可能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