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姿.茉芮和姊姊出生於紐約市的布朗克斯區,父母嗑藥成癮,還把社會補助的教養津貼拿去買毒,全家過著三餐不繼的困頓生活。學生時期的莉姿,常因為一身的髒衣與頭蝨滿布的亂髮而飽受取笑,自卑造就的墮落,導致她無法適應校園生活,最後被送進少女中途之家安置。

15歲時,原本飄搖的家終告瓦解,莉姿只好隻身流落街頭靠著撿垃圾、行竊、乞食維生,甚至還整夜搭乘地鐵,只為了讓自己有個溫暖的地方過夜……

當母親死於愛滋病後,她突然警醒,這一切的墮落都源自於父母沒有勇氣跳出牢籠,唯一讓自己擁有「其他可能選項」的途徑,就是重回高中就讀;她經常在她睡覺的地鐵站與走廊上完成學校作業。在惡劣的環境下,莉姿把4年的高中學程,壓縮成2年讀完,並且贏得《紐約時報》的獎學金,成為「最貧窮的哈佛女孩」,2009年自哈佛大學畢業。

2月裡一個雨天午後,我來到位於時代廣場外、第43街上的《紐約時報》大樓前;我收起雨傘,從旋轉門走進去,準備參加獎學金遴選作業的面試。總計有3千名高中生申請僅錄取6名的獎學金名額,有21名學生進入決選名單,而我是其中之一。面試這天下午的天氣很凍,我已經準備就緒,可是我卻很疲倦,因為這一天異常漫長。

事實上,我當天的行程排得滿滿的:首先,就是這個我原以為只是很普通的遞件申請、獲得政府補助的案子;其次,我要去曼哈頓市中心參加大學申請面試;最後,則是要前往《紐約時報》大樓面試。由於我不想缺課太多,所以我才在同一天排滿所有的約會;我希望可以一個接一個順利進行:社福申請、哈佛面試、《紐約時報》面試,三個一舉達陣成功。而事情的結果是,當天只有社福申請案受到刁難而已。

我從冷雨中走進大樓,穿越安全檢查門,找到電梯,然後有人導引我走進一個小房間,那兒是獎學金決選入圍者的等候室。我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來,房間裡的一切立刻盡收眼底。在這間空氣不流通的房間裡,有兩名表情緊張的高中生,跟著他們的爸媽一起坐在沙發上。有個學生一直來回踱步,另外有個媽媽則不停地拍拍女兒的肩膀。一張小桌子上,堆著一落《紐約時報》。

我了解贏得獎學金的重要性,但我並不十分理解贏得「這一份」獎學金的價值在哪裡。我知道,如果自己沒有多多少少獲得任何獎學金的資助,根本無法進入頂尖大學就讀。能成為一流大學的學生,意謂著在前途規畫上擁有最多的可能性,而這正是我所追求的目標。

哈佛的學費比天高,而我現在連一個火雞肉三明治都買不起,所以我明白我需要找到穩定資金的來源。但我卻完全不了解,獲得來自《紐約時報》獎學金的重要性為何。在我認識的所有人之中,我從未見過有誰讀過《紐約時報》。我沒有任何參考架構,來提供我了解這份報紙的影響力有多大。在我身邊的人當中,如果真有人在看報紙的話,主要都讀著《紐約郵報》或《紐約每日新聞報》。我唯一見過讀著厚厚一大疊《紐約時報》的人,都是看起來像是專業人士、有高學識的人,他們搭著地鐵,一邊讀著這份報紙。而說到我自己的話,我當然連翻都沒翻開過這份報紙。

所以,當我看著那名來回踱步的學生,臉上明顯焦慮不安,幾乎快要呼吸不順的樣子,我全然不明瞭他為何如此緊張兮兮。我的無知讓我幸運地處在狀況外;而直到那時為止,隨著我在預校所獲得的經驗,我變得比較容易與別人對談,於是我一點也不緊張。事實上,經過漫長的一天之後,處在這間溫暖的等候室中,我反而感覺還不錯,我甚至放鬆地坐在位子上休息片刻。

坐在這間沒有窗戶的小小等候室中,我腦子裡只是簡單想著,這是我這一天的第三場約會,而我的眼睛,則流連在一張擺放甜點的桌子上。一瓶瓶水整齊排成幾列,前面則放在一盤盤可頌麵包、貝果與杯子小蛋糕等等小點。一位名叫謝拉(Sheila)的親切小姐,滿頭結著細細的非洲式髮辮、笑起來很甜,她負責接待我們這些候選人;她參照入圍名單,安排我們準備面談的程序。她鼓勵我自行去取用甜點。「小甜心,請用!到現在都還沒人碰這些甜點,最後我們就會收掉了。想吃什麼,就拿什麼,不要客氣喔。」

這正是我想聽到的話。當他們喊到我的名字時,她轉過身,領著我往前走,我很快塞了幾個甜甜圈與杯子小蛋糕,放進背包裡。是她說我可以自行取用的,而且,反正他們最後也會丟了這些甜點,不拿可惜。

我走進一間會議室;房間中央放著一張很長的橡木桌,大約有12位穿著正式服飾的女士、先生圍坐在桌邊。在桌子一端有一個空著的座位,很清楚是要給我坐的,我於是往那張椅子走去。

我的兩隻手還沾著甜甜圈的糖粉。「不好意思,請等我一下。」我說,一邊從桌子上的面紙盒抽出一張面紙。我抹著手坐下來。12雙眼睛開始盯著我瞧,然後聽著我說話。

我知道面談的主題,應當與我所撰寫的那篇自傳文章有關。他們當時要求參選人描述「你迄今為止所克服的困難」。由於我當時已經年滿18歲,已經不再是兒童社福單位的強制監護處理對象,所以我以無家可歸作為我的書寫主題。我毫無保留寫出我所遭遇的困難。

在面談場合,我甚至披露出比我所寫下的文章還更多的內容。我告訴他們—這些作家與編輯個個身穿西裝與套裝,戴著看起來很昂貴的手環或領結—有關爸爸與媽媽的故事,有關學院大道的往事,有關媽媽賣掉感恩節火雞的插曲。我告訴他們,如何在慷慨的朋友協助下討生活的辛酸,與在樓梯間打地鋪過夜的權宜之計。我還告訴他們,我並非每天都有東西可吃,我總是去像青春之門這些組織的地方果腹。

現場鴉雀無聲。一位打著紅色領帶、戴眼鏡的先生,傾身靠向這張巨大的會議桌,首度打破沉默。

「莉姿……還有什麼事情,是妳想告訴我們的?」他問。

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很明顯地,我這時應該去講一些讓人印象深刻、可以反覆咀嚼的話,來讓他們相信我可以贏得獎學金。

「嗯,我需要這筆錢,」我腦子裡率先浮出這樣的想法。「我真的很需要。」在場所有人都笑了起來。如果我可以想到其他聽起來比較複雜深刻的事情,那麼我就不會這麼說,不過我真的只是簡單想到這件事。

有一個人說,很高興認識我。其他人起身過來和我握手。

一位名叫藍迪(Randy)的記者帶我上樓去他們的員工餐廳;他們每天中午都在那裡用餐。餐廳裡人來人往,個個穿著正式,員工證或是別在腰際晃來晃去,或是繫在鑰匙圈上。藍迪坐在我的對面;他是個男性白人,大約三十幾歲,身穿藍色襯衫,打著一條領帶。他很親切友善,帶我去用餐。

「莉姿,不好意思,我剛剛沒在那個面試會議室,」他拿出他的筆。「妳可以告訴我,妳怎麼一路走來變成無家可歸的人嗎?還有,為什麼妳的爸媽他們沒辦法照顧妳?」

跟他坐在那裡,我滿嘴塞滿熱熱的通心粉、乳酪與雞肉,一邊暢飲美味的甜蘋果汁。我的腦袋因為開心吃到熱食,以及這位記者先生對我的興趣而嗡嗡作響。我很興奮來到這棟貨真價實的辦公大樓,而且裡面出入的都是專業人士,如同我在電視裡看過的那些專家一樣。

令人驚訝地,我毫無困難就把過去幾年所過的生活,與當天所遭遇的一切,全部一五一十告訴他。我什麼都說了。我告訴他,有關從小到大看著爸媽嗑藥的過程,有關失去媽媽的痛苦,有關汽車旅館的流浪日子,甚至是當天早上在社福機關所遭受的對待,我都一一侃侃而談。

之後幾年,我經常回想著自己當天是多麼幸運,因為,我當時毫不理解,自己在那一天所面臨的困難有多巨大。如果我知道哈佛大學或《紐約時報》的面談按理會有多困難,如果有人告訴我這些都是很艱難、幾乎不可能成功的考驗,那麼,我很可能都不會通過。

不過,我當時對世事的理解,還不足以讓我事前分析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我只想著要準時赴約,然後認真面對。接下來幾年,我逐漸知道,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人等著要告訴你這樣那樣的事情的成功機率,要你務實面對所有難關。但我卻也學到,除非直接去做、去體驗,不然,在事情尚未發生前,誰也無法真正知道所謂的可能性是什麼。

最重要的一項人生課題


你給人生什麼意義,人生就會如你所願

我隻身前往阿根廷;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會議中心,我與很多人坐在大展覽聽中,一起等待達賴喇嘛上臺演講。時序正值盛夏,但室內的冷氣空調卻有氣無力,讓我身上的兩件式裙裝濕濕黏黏、令人發癢,導致我在座位上不停動來動去;我坐在靠近舞臺邊的觀眾席上。

我不得不伸長脖子,好讓視線不被前面好多人的腦袋擋住;這群聽眾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個個都是頂尖企業的總裁級人物。這7百名企業菁英每年都會舉辦集會,藉以增進彼此交流的機會,並相互激發營運新思維;達賴喇嘛的演說,是這場大會的重點項目。而在他演講結束之後,就輪到我上臺發表演說。

在達賴喇嘛演講的時候,只有少數幾位企業執行長擁有對他提問的機會。大多數的問題內容都很複雜—在性質上,或是政治性、或是哲學性的問題—但達賴喇嘛一例慷慨花時間仔細答覆。在口譯員的協助下,幾乎每個問題都花上10至15分鐘的時間,細細闡述其中要旨。當他的時段接近尾聲時,主持人在場內挑選最後一個能夠提問的聽眾。由於我是當天另一名演講人,那名主持人立刻發現到我;我被邀請對達賴喇嘛請教一個問題。

不過,我可以問他什麼事情呢?在一片肅靜的展覽大廳中,所有人都望向我來;這幾百名企業菁英與達賴喇嘛皆一同看著我,等我說話。接下來的對答,將成為我生平以來,所學習到的最重要的一項人生課題,我在當場可說備受衝擊。不過,我稍後再回來細談其內容。

我在此先回溯一下,我怎麼會去參加這個會議的因由。那一天因緣際會與達賴喇嘛同處一個演講場合,是我的生活中又一個新事件;那導致後來我在布朗克斯區的友人們開玩笑地暱稱我為「阿甘」(Forrest Gump)。

在幾年的時間中,他們已經逐漸習慣我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與數以千計的人們一起舉辦工作坊與講座,藉以鼓舞其他人們獲得人生的創造力。我在紐約創立並主持一家名為「活出生命」(Manifest Living)的公司;我的創業宗旨是為了重新燃起人們的生命力,鼓勵他們為自己活出最有意義的人生。在從事這個工作當中,我自然而然也找到了,對我最有意義的一條人生道路。

回到我要向達賴喇嘛請教的那一天,底下就是我的問題。我想要知道:「大師,您鼓舞了這麼多人,但什麼事可以激勵您、啟發您?」他停了一會,靠向口譯員,兩人討論了一下子。然後他轉過身看著我,一臉微笑,輕快地對我說:「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介僧侶。」巨大的展覽廳頓時響起了咯咯笑聲與嘈雜的耳語聲。這是他當天在回答問題時,所花時間最短的一次,但並不因此而不惹人注目。

達賴喇嘛在回答這一個問題後,演講旋即結束,很快被帶往後臺去。現場進入中場休息,所有聽眾湧入接待大廳中。我正是在接下來這一段時間中,經由其他人的反應與後來所發生的一個事件,而學到這個早上真正的一課。

我走在寬敞的接待大廳的大理石地板上,身邊是一個個企業高層人士,我試著回想剛剛的對答,想理出一個頭緒,結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些企業執行長相繼向我走來,告訴我他們對於達賴喇嘛的答覆作何感想。

一開始,是一位40歲開外的大剌剌的男人,他走過來對我說:「我跟妳說,達賴喇嘛的回答可說禪意十足,他對妳講話的方式,蘊含很高的禪悟境界。他的回答充滿著簡單與純淨的意義。」一位打扮得如同女強人般的身材高的女士,隨即走過來,她說:「他講的意義很深;主要是有關『無知亦知』的涵意。他本身是僧侶,他可以跟人所內含的空無狀態和諧相處。」下一個來跟我講話的高大男人,額頭皺紋斑斑,明顯一臉怒意,他對我說:「莉姿,他根本沒有回答妳的問題嘛,因為他不想降低自己的身分到我們這些人的層次上,他實在太驕傲自大了!」

在這短暫的休息時間中,差不多有個十來位企業人士走來跟我講話,並且自信滿滿詮釋著達賴喇嘛對我所做的答話。過了不久,我也到了後臺,當我準備要上臺演講時,一位接待達賴喇嘛的舞臺工作人員跑來對我致歉。「莉姿,對不起,」他說:「由於剛剛口譯員在翻譯妳的問題時,說得支支吾吾的,以至於大師他無法明確了解妳的問題,真是不好意思…我們沒把事情做好。」

事情的真相是,達賴喇嘛的回答並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在理解我的問題上即發生偏差。或者應該說,每一個人各自所做的詮釋,並沒有任何意義。尤有甚者,我們每一個人都聽到相同的一段對答,但卻沒有人獲得相同的詮釋。

我站在那裡準備進入前臺,我往觀眾席望去,我的內心不由得微微一笑。如果說人們彼此之間的差異所在多有,但在那一刻,我卻反而深刻體會到,人們之間的相似性何其大:所有人都傾向於要賦予自己的體驗以某種意義。

就像我肯認自己對於爸媽的愛,或是,我最後終於相信自己擁有改變人生的能力。這些企業菁英十分確信自己對於達賴喇嘛的詮釋,一如我那些無家可歸的朋友,他們也固執地認為自己「無路可出」。而這與我一度死抱著的信念,認為有一堵「高牆」封鎖住通往夢想的路徑,可說也有幾分相仿。而來參加我的工作坊的各方朋友,當他們最後體會到,全然擁抱生命的唯一時間點就在「眼前當下」,我就看到一模一樣的高牆從他們心中紛紛崩塌。

我走到舞臺上,站在明亮的燈光下,巨大的展覽廳裡坐著滿滿的企業人士,我看著他們,無比驚訝於一件我十分確定的事:流浪漢或企業家,醫生或教師,不管你的出身為何,有一件事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你給人生什麼意義,人生就會如你所願。

書籍簡介_最貧窮的哈佛女孩:那一段飢餓、無眠與被世界遺忘的倖存歲月

作者: 莉姿.茉內(Liz Murray)
譯者: 沈台訓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8/04/12

作者簡介

莉姿.茉內Liz Murray

在流浪街頭之際,完成高中學業,並贏得一份《紐約時報》的獎學金,之後於二○○九年,自哈佛大學畢業。

她榮獲來自白宮計畫組織(White House Project)的「楷模典範獎」,以及由脫口秀節目名主持人歐普拉.溫弗蕾(Oprah Winfrey)所頒贈的「無所畏懼獎」,另外,她也獲得了一項「克里斯多夫獎」(Christopher Award)。生涯電視台(Lifetime Television)為她製播了一部影片:《從無家少女到哈佛畢業生:莉姿.茉芮的故事》(2003)。

她在紐約創立了一家名為「活出生命」(Manifest Living)的公司,希望藉由種種方法鼓舞人們獲得創造的力量,讓每個人可以朝著自己所希冀的人生目標前進。如今,茉芮周遊世界各地進行演講,宣揚「有志者事竟成」的理念,並主持心靈工作坊,協助人們喚醒自身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