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嗑藥成癮...她15歲就流落街頭行竊，到哈佛畢業的故事：你給人生什麼意義，人生就會如你所願

2月裡一個雨天午後，我來到位於時代廣場外、第43街上的《紐約時報》大樓前；我收起雨傘，從旋轉門走進去，準備參加獎學金遴選作業的面試。總計有3千名高中生申請僅錄取6名的獎學金名額，有21名學生進入決選名單，而我是其中之一。面試這天下午的天氣很凍，我已經準備就緒，可是我卻很疲倦，因為這一天異常漫長。

事實上，我當天的行程排得滿滿的：首先，就是這個我原以為只是很普通的遞件申請、獲得政府補助的案子；其次，我要去曼哈頓市中心參加大學申請面試；最後，則是要前往《紐約時報》大樓面試。由於我不想缺課太多，所以我才在同一天排滿所有的約會；我希望可以一個接一個順利進行：社福申請、哈佛面試、《紐約時報》面試，三個一舉達陣成功。而事情的結果是，當天只有社福申請案受到刁難而已。

我從冷雨中走進大樓，穿越安全檢查門，找到電梯，然後有人導引我走進一個小房間，那兒是獎學金決選入圍者的等候室。我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來，房間裡的一切立刻盡收眼底。在這間空氣不流通的房間裡，有兩名表情緊張的高中生，跟著他們的爸媽一起坐在沙發上。有個學生一直來回踱步，另外有個媽媽則不停地拍拍女兒的肩膀。一張小桌子上，堆著一落《紐約時報》。

我了解贏得獎學金的重要性，但我並不十分理解贏得「這一份」獎學金的價值在哪裡。我知道，如果自己沒有多多少少獲得任何獎學金的資助，根本無法進入頂尖大學就讀。能成為一流大學的學生，意謂著在前途規畫上擁有最多的可能性，而這正是我所追求的目標。

哈佛的學費比天高，而我現在連一個火雞肉三明治都買不起，所以我明白我需要找到穩定資金的來源。但我卻完全不了解，獲得來自《紐約時報》獎學金的重要性為何。在我認識的所有人之中，我從未見過有誰讀過《紐約時報》。我沒有任何參考架構，來提供我了解這份報紙的影響力有多大。在我身邊的人當中，如果真有人在看報紙的話，主要都讀著《紐約郵報》或《紐約每日新聞報》。我唯一見過讀著厚厚一大疊《紐約時報》的人，都是看起來像是專業人士、有高學識的人，他們搭著地鐵，一邊讀著這份報紙。而說到我自己的話，我當然連翻都沒翻開過這份報紙。

所以，當我看著那名來回踱步的學生，臉上明顯焦慮不安，幾乎快要呼吸不順的樣子，我全然不明瞭他為何如此緊張兮兮。我的無知讓我幸運地處在狀況外；而直到那時為止，隨著我在預校所獲得的經驗，我變得比較容易與別人對談，於是我一點也不緊張。事實上，經過漫長的一天之後，處在這間溫暖的等候室中，我反而感覺還不錯，我甚至放鬆地坐在位子上休息片刻。

坐在這間沒有窗戶的小小等候室中，我腦子裡只是簡單想著，這是我這一天的第三場約會，而我的眼睛，則流連在一張擺放甜點的桌子上。一瓶瓶水整齊排成幾列，前面則放在一盤盤可頌麵包、貝果與杯子小蛋糕等等小點。一位名叫謝拉（Sheila）的親切小姐，滿頭結著細細的非洲式髮辮、笑起來很甜，她負責接待我們這些候選人；她參照入圍名單，安排我們準備面談的程序。她鼓勵我自行去取用甜點。「小甜心，請用！到現在都還沒人碰這些甜點，最後我們就會收掉了。想吃什麼，就拿什麼，不要客氣喔。」

這正是我想聽到的話。當他們喊到我的名字時，她轉過身，領著我往前走，我很快塞了幾個甜甜圈與杯子小蛋糕，放進背包裡。是她說我可以自行取用的，而且，反正他們最後也會丟了這些甜點，不拿可惜。

我走進一間會議室；房間中央放著一張很長的橡木桌，大約有12位穿著正式服飾的女士、先生圍坐在桌邊。在桌子一端有一個空著的座位，很清楚是要給我坐的，我於是往那張椅子走去。

我的兩隻手還沾著甜甜圈的糖粉。「不好意思，請等我一下。」我說，一邊從桌子上的面紙盒抽出一張面紙。我抹著手坐下來。12雙眼睛開始盯著我瞧，然後聽著我說話。

我知道面談的主題，應當與我所撰寫的那篇自傳文章有關。他們當時要求參選人描述「你迄今為止所克服的困難」。由於我當時已經年滿18歲，已經不再是兒童社福單位的強制監護處理對象，所以我以無家可歸作為我的書寫主題。我毫無保留寫出我所遭遇的困難。

在面談場合，我甚至披露出比我所寫下的文章還更多的內容。我告訴他們—這些作家與編輯個個身穿西裝與套裝，戴著看起來很昂貴的手環或領結—有關爸爸與媽媽的故事，有關學院大道的往事，有關媽媽賣掉感恩節火雞的插曲。我告訴他們，如何在慷慨的朋友協助下討生活的辛酸，與在樓梯間打地鋪過夜的權宜之計。我還告訴他們，我並非每天都有東西可吃，我總是去像青春之門這些組織的地方果腹。

現場鴉雀無聲。一位打著紅色領帶、戴眼鏡的先生，傾身靠向這張巨大的會議桌，首度打破沉默。

「莉姿……還有什麼事情，是妳想告訴我們的？」他問。

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很明顯地，我這時應該去講一些讓人印象深刻、可以反覆咀嚼的話，來讓他們相信我可以贏得獎學金。

「嗯，我需要這筆錢，」我腦子裡率先浮出這樣的想法。「我真的很需要。」在場所有人都笑了起來。如果我可以想到其他聽起來比較複雜深刻的事情，那麼我就不會這麼說，不過我真的只是簡單想到這件事。

有一個人說，很高興認識我。其他人起身過來和我握手。

一位名叫藍迪（Randy）的記者帶我上樓去他們的員工餐廳；他們每天中午都在那裡用餐。餐廳裡人來人往，個個穿著正式，員工證或是別在腰際晃來晃去，或是繫在鑰匙圈上。藍迪坐在我的對面；他是個男性白人，大約三十幾歲，身穿藍色襯衫，打著一條領帶。他很親切友善，帶我去用餐。

「莉姿，不好意思，我剛剛沒在那個面試會議室，」他拿出他的筆。「妳可以告訴我，妳怎麼一路走來變成無家可歸的人嗎？還有，為什麼妳的爸媽他們沒辦法照顧妳？」

跟他坐在那裡，我滿嘴塞滿熱熱的通心粉、乳酪與雞肉，一邊暢飲美味的甜蘋果汁。我的腦袋因為開心吃到熱食，以及這位記者先生對我的興趣而嗡嗡作響。我很興奮來到這棟貨真價實的辦公大樓，而且裡面出入的都是專業人士，如同我在電視裡看過的那些專家一樣。

令人驚訝地，我毫無困難就把過去幾年所過的生活，與當天所遭遇的一切，全部一五一十告訴他。我什麼都說了。我告訴他，有關從小到大看著爸媽嗑藥的過程，有關失去媽媽的痛苦，有關汽車旅館的流浪日子，甚至是當天早上在社福機關所遭受的對待，我都一一侃侃而談。

之後幾年，我經常回想著自己當天是多麼幸運，因為，我當時毫不理解，自己在那一天所面臨的困難有多巨大。如果我知道哈佛大學或《紐約時報》的面談按理會有多困難，如果有人告訴我這些都是很艱難、幾乎不可能成功的考驗，那麼，我很可能都不會通過。

不過，我當時對世事的理解，還不足以讓我事前分析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我只想著要準時赴約，然後認真面對。接下來幾年，我逐漸知道，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人等著要告訴你這樣那樣的事情的成功機率，要你務實面對所有難關。但我卻也學到，除非直接去做、去體驗，不然，在事情尚未發生前，誰也無法真正知道所謂的可能性是什麼。

最重要的一項人生課題
你給人生什麼意義，人生就會如你所願

我隻身前往阿根廷；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會議中心，我與很多人坐在大展覽聽中，一起等待達賴喇嘛上臺演講。時序正值盛夏，但室內的冷氣空調卻有氣無力，讓我身上的兩件式裙裝濕濕黏黏、令人發癢，導致我在座位上不停動來動去；我坐在靠近舞臺邊的觀眾席上。

我不得不伸長脖子，好讓視線不被前面好多人的腦袋擋住；這群聽眾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個個都是頂尖企業的總裁級人物。這7百名企業菁英每年都會舉辦集會，藉以增進彼此交流的機會，並相互激發營運新思維；達賴喇嘛的演說，是這場大會的重點項目。而在他演講結束之後，就輪到我上臺發表演說。

在達賴喇嘛演講的時候，只有少數幾位企業執行長擁有對他提問的機會。大多數的問題內容都很複雜—在性質上，或是政治性、或是哲學性的問題—但達賴喇嘛一例慷慨花時間仔細答覆。在口譯員的協助下，幾乎每個問題都花上10至15分鐘的時間，細細闡述其中要旨。當他的時段接近尾聲時，主持人在場內挑選最後一個能夠提問的聽眾。由於我是當天另一名演講人，那名主持人立刻發現到我；我被邀請對達賴喇嘛請教一個問題。

不過，我可以問他什麼事情呢？在一片肅靜的展覽大廳中，所有人都望向我來；這幾百名企業菁英與達賴喇嘛皆一同看著我，等我說話。接下來的對答，將成為我生平以來，所學習到的最重要的一項人生課題，我在當場可說備受衝擊。不過，我稍後再回來細談其內容。

我在此先回溯一下，我怎麼會去參加這個會議的因由。那一天因緣際會與達賴喇嘛同處一個演講場合，是我的生活中又一個新事件；那導致後來我在布朗克斯區的友人們開玩笑地暱稱我為「阿甘」（Forrest Gump）。

在幾年的時間中，他們已經逐漸習慣我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與數以千計的人們一起舉辦工作坊與講座，藉以鼓舞其他人們獲得人生的創造力。我在紐約創立並主持一家名為「活出生命」（Manifest Living）的公司；我的創業宗旨是為了重新燃起人們的生命力，鼓勵他們為自己活出最有意義的人生。在從事這個工作當中，我自然而然也找到了，對我最有意義的一條人生道路。

回到我要向達賴喇嘛請教的那一天，底下就是我的問題。我想要知道：「大師，您鼓舞了這麼多人，但什麼事可以激勵您、啟發您？」他停了一會，靠向口譯員，兩人討論了一下子。然後他轉過身看著我，一臉微笑，輕快地對我說：「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介僧侶。」巨大的展覽廳頓時響起了咯咯笑聲與嘈雜的耳語聲。這是他當天在回答問題時，所花時間最短的一次，但並不因此而不惹人注目。

達賴喇嘛在回答這一個問題後，演講旋即結束，很快被帶往後臺去。現場進入中場休息，所有聽眾湧入接待大廳中。我正是在接下來這一段時間中，經由其他人的反應與後來所發生的一個事件，而學到這個早上真正的一課。

我走在寬敞的接待大廳的大理石地板上，身邊是一個個企業高層人士，我試著回想剛剛的對答，想理出一個頭緒，結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些企業執行長相繼向我走來，告訴我他們對於達賴喇嘛的答覆作何感想。

一開始，是一位40歲開外的大剌剌的男人，他走過來對我說：「我跟妳說，達賴喇嘛的回答可說禪意十足，他對妳講話的方式，蘊含很高的禪悟境界。他的回答充滿著簡單與純淨的意義。」一位打扮得如同女強人般的身材高的女士，隨即走過來，她說：「他講的意義很深；主要是有關『無知亦知』的涵意。他本身是僧侶，他可以跟人所內含的空無狀態和諧相處。」下一個來跟我講話的高大男人，額頭皺紋斑斑，明顯一臉怒意，他對我說：「莉姿，他根本沒有回答妳的問題嘛，因為他不想降低自己的身分到我們這些人的層次上，他實在太驕傲自大了！」

在這短暫的休息時間中，差不多有個十來位企業人士走來跟我講話，並且自信滿滿詮釋著達賴喇嘛對我所做的答話。過了不久，我也到了後臺，當我準備要上臺演講時，一位接待達賴喇嘛的舞臺工作人員跑來對我致歉。「莉姿，對不起，」他說：「由於剛剛口譯員在翻譯妳的問題時，說得支支吾吾的，以至於大師他無法明確了解妳的問題，真是不好意思…我們沒把事情做好。」

事情的真相是，達賴喇嘛的回答並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在理解我的問題上即發生偏差。或者應該說，每一個人各自所做的詮釋，並沒有任何意義。尤有甚者，我們每一個人都聽到相同的一段對答，但卻沒有人獲得相同的詮釋。

我站在那裡準備進入前臺，我往觀眾席望去，我的內心不由得微微一笑。如果說人們彼此之間的差異所在多有，但在那一刻，我卻反而深刻體會到，人們之間的相似性何其大：所有人都傾向於要賦予自己的體驗以某種意義。

就像我肯認自己對於爸媽的愛，或是，我最後終於相信自己擁有改變人生的能力。這些企業菁英十分確信自己對於達賴喇嘛的詮釋，一如我那些無家可歸的朋友，他們也固執地認為自己「無路可出」。而這與我一度死抱著的信念，認為有一堵「高牆」封鎖住通往夢想的路徑，可說也有幾分相仿。而來參加我的工作坊的各方朋友，當他們最後體會到，全然擁抱生命的唯一時間點就在「眼前當下」，我就看到一模一樣的高牆從他們心中紛紛崩塌。

我走到舞臺上，站在明亮的燈光下，巨大的展覽廳裡坐著滿滿的企業人士，我看著他們，無比驚訝於一件我十分確定的事：流浪漢或企業家，醫生或教師，不管你的出身為何，有一件事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你給人生什麼意義，人生就會如你所願。

書籍簡介＿最貧窮的哈佛女孩：那一段飢餓、無眠與被世界遺忘的倖存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