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姿.茉芮和姊姊出生於紐約市的布朗克斯區,父母嗑藥成癮,還把社會補助的教養津貼拿去買毒,全家過著三餐不繼的困頓生活。學生時期的莉姿,常因為一身的髒衣與頭蝨滿布的亂髮而飽受取笑,自卑造就的墮落,導致她無法適應校園生活,最後被送進少女中途之家安置。

15歲時,原本飄搖的家終告瓦解,莉姿只好隻身流落街頭靠著撿垃圾、行竊、乞食維生,甚至還整夜搭乘地鐵,只為了讓自己有個溫暖的地方過夜……

當母親死於愛滋病後,她突然警醒,這一切的墮落都源自於父母沒有勇氣跳出牢籠,唯一讓自己擁有「其他可能選項」的途徑,就是重回高中就讀;她經常在她睡覺的地鐵站與走廊上完成學校作業。在惡劣的環境下,莉姿把4年的高中學程,壓縮成2年讀完,並且贏得《紐約時報》的獎學金,成為「最貧窮的哈佛女孩」,2009年自哈佛大學畢業。

2月裡一個雨天午後,我來到位於時代廣場外、第43街上的《紐約時報》大樓前;我收起雨傘,從旋轉門走進去,準備參加獎學金遴選作業的面試。總計有3千名高中生申請僅錄取6名的獎學金名額,有21名學生進入決選名單,而我是其中之一。面試這天下午的天氣很凍,我已經準備就緒,可是我卻很疲倦,因為這一天異常漫長。

事實上,我當天的行程排得滿滿的:首先,就是這個我原以為只是很普通的遞件申請、獲得政府補助的案子;其次,我要去曼哈頓市中心參加大學申請面試;最後,則是要前往《紐約時報》大樓面試。由於我不想缺課太多,所以我才在同一天排滿所有的約會;我希望可以一個接一個順利進行:社福申請、哈佛面試、《紐約時報》面試,三個一舉達陣成功。而事情的結果是,當天只有社福申請案受到刁難而已。

我從冷雨中走進大樓,穿越安全檢查門,找到電梯,然後有人導引我走進一個小房間,那兒是獎學金決選入圍者的等候室。我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來,房間裡的一切立刻盡收眼底。在這間空氣不流通的房間裡,有兩名表情緊張的高中生,跟著他們的爸媽一起坐在沙發上。有個學生一直來回踱步,另外有個媽媽則不停地拍拍女兒的肩膀。一張小桌子上,堆著一落《紐約時報》。

我了解贏得獎學金的重要性,但我並不十分理解贏得「這一份」獎學金的價值在哪裡。我知道,如果自己沒有多多少少獲得任何獎學金的資助,根本無法進入頂尖大學就讀。能成為一流大學的學生,意謂著在前途規畫上擁有最多的可能性,而這正是我所追求的目標。

哈佛的學費比天高,而我現在連一個火雞肉三明治都買不起,所以我明白我需要找到穩定資金的來源。但我卻完全不了解,獲得來自《紐約時報》獎學金的重要性為何。在我認識的所有人之中,我從未見過有誰讀過《紐約時報》。我沒有任何參考架構,來提供我了解這份報紙的影響力有多大。在我身邊的人當中,如果真有人在看報紙的話,主要都讀著《紐約郵報》或《紐約每日新聞報》。我唯一見過讀著厚厚一大疊《紐約時報》的人,都是看起來像是專業人士、有高學識的人,他們搭著地鐵,一邊讀著這份報紙。而說到我自己的話,我當然連翻都沒翻開過這份報紙。

所以,當我看著那名來回踱步的學生,臉上明顯焦慮不安,幾乎快要呼吸不順的樣子,我全然不明瞭他為何如此緊張兮兮。我的無知讓我幸運地處在狀況外;而直到那時為止,隨著我在預校所獲得的經驗,我變得比較容易與別人對談,於是我一點也不緊張。事實上,經過漫長的一天之後,處在這間溫暖的等候室中,我反而感覺還不錯,我甚至放鬆地坐在位子上休息片刻。

坐在這間沒有窗戶的小小等候室中,我腦子裡只是簡單想著,這是我這一天的第三場約會,而我的眼睛,則流連在一張擺放甜點的桌子上。一瓶瓶水整齊排成幾列,前面則放在一盤盤可頌麵包、貝果與杯子小蛋糕等等小點。一位名叫謝拉(Sheila)的親切小姐,滿頭結著細細的非洲式髮辮、笑起來很甜,她負責接待我們這些候選人;她參照入圍名單,安排我們準備面談的程序。她鼓勵我自行去取用甜點。「小甜心,請用!到現在都還沒人碰這些甜點,最後我們就會收掉了。想吃什麼,就拿什麼,不要客氣喔。」

這正是我想聽到的話。當他們喊到我的名字時,她轉過身,領著我往前走,我很快塞了幾個甜甜圈與杯子小蛋糕,放進背包裡。是她說我可以自行取用的,而且,反正他們最後也會丟了這些甜點,不拿可惜。

我走進一間會議室;房間中央放著一張很長的橡木桌,大約有12位穿著正式服飾的女士、先生圍坐在桌邊。在桌子一端有一個空著的座位,很清楚是要給我坐的,我於是往那張椅子走去。

我的兩隻手還沾著甜甜圈的糖粉。「不好意思,請等我一下。」我說,一邊從桌子上的面紙盒抽出一張面紙。我抹著手坐下來。12雙眼睛開始盯著我瞧,然後聽著我說話。

我知道面談的主題,應當與我所撰寫的那篇自傳文章有關。他們當時要求參選人描述「你迄今為止所克服的困難」。由於我當時已經年滿18歲,已經不再是兒童社福單位的強制監護處理對象,所以我以無家可歸作為我的書寫主題。我毫無保留寫出我所遭遇的困難。

在面談場合,我甚至披露出比我所寫下的文章還更多的內容。我告訴他們—這些作家與編輯個個身穿西裝與套裝,戴著看起來很昂貴的手環或領結—有關爸爸與媽媽的故事,有關學院大道的往事,有關媽媽賣掉感恩節火雞的插曲。我告訴他們,如何在慷慨的朋友協助下討生活的辛酸,與在樓梯間打地鋪過夜的權宜之計。我還告訴他們,我並非每天都有東西可吃,我總是去像青春之門這些組織的地方果腹。

現場鴉雀無聲。一位打著紅色領帶、戴眼鏡的先生,傾身靠向這張巨大的會議桌,首度打破沉默。

「莉姿……還有什麼事情,是妳想告訴我們的?」他問。

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很明顯地,我這時應該去講一些讓人印象深刻、可以反覆咀嚼的話,來讓他們相信我可以贏得獎學金。

「嗯,我需要這筆錢,」我腦子裡率先浮出這樣的想法。「我真的很需要。」在場所有人都笑了起來。如果我可以想到其他聽起來比較複雜深刻的事情,那麼我就不會這麼說,不過我真的只是簡單想到這件事。

有一個人說,很高興認識我。其他人起身過來和我握手。

一位名叫藍迪(Randy)的記者帶我上樓去他們的員工餐廳;他們每天中午都在那裡用餐。餐廳裡人來人往,個個穿著正式,員工證或是別在腰際晃來晃去,或是繫在鑰匙圈上。藍迪坐在我的對面;他是個男性白人,大約三十幾歲,身穿藍色襯衫,打著一條領帶。他很親切友善,帶我去用餐。

「莉姿,不好意思,我剛剛沒在那個面試會議室,」他拿出他的筆。「妳可以告訴我,妳怎麼一路走來變成無家可歸的人嗎?還有,為什麼妳的爸媽他們沒辦法照顧妳?」

跟他坐在那裡,我滿嘴塞滿熱熱的通心粉、乳酪與雞肉,一邊暢飲美味的甜蘋果汁。我的腦袋因為開心吃到熱食,以及這位記者先生對我的興趣而嗡嗡作響。我很興奮來到這棟貨真價實的辦公大樓,而且裡面出入的都是專業人士,如同我在電視裡看過的那些專家一樣。

令人驚訝地,我毫無困難就把過去幾年所過的生活,與當天所遭遇的一切,全部一五一十告訴他。我什麼都說了。我告訴他,有關從小到大看著爸媽嗑藥的過程,有關失去媽媽的痛苦,有關汽車旅館的流浪日子,甚至是當天早上在社福機關所遭受的對待,我都一一侃侃而談。

之後幾年,我經常回想著自己當天是多麼幸運,因為,我當時毫不理解,自己在那一天所面臨的困難有多巨大。如果我知道哈佛大學或《紐約時報》的面談按理會有多困難,如果有人告訴我這些都是很艱難、幾乎不可能成功的考驗,那麼,我很可能都不會通過。

不過,我當時對世事的理解,還不足以讓我事前分析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我只想著要準時赴約,然後認真面對。接下來幾年,我逐漸知道,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人等著要告訴你這樣那樣的事情的成功機率,要你務實面對所有難關。但我卻也學到,除非直接去做、去體驗,不然,在事情尚未發生前,誰也無法真正知道所謂的可能性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