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跟學生聊天,學生跟我分享他對工會的看法。

「工會只要罷工,整個企業就停止運作,有時候還會上街頭,弄得社會秩序大亂,真不知道你們這些歐洲國家,怎麼受得了工會這種對社會沒什麼貢獻的組織!」

這個學生非常善良,聽他對工會的評論,我有點嚇一跳,「如果沒有工會,當勞工遇到不公平的處境時,要怎麼確保他們的工作保障呢?」我反問他。

「待遇是企業家決定,不過企業家要對員工好一點,不然好人才留不住,想要留住好人才,企業家自然而然地會給好的待遇。」學生說。

學生這樣說,我追問他:「那麼,如果企業家不願意給的話,員工能上街頭罷工爭取他們應該獲得的待遇嗎?」

學生的說法,聽起來有一點天真,但是這樣的看法在台灣其實滿常見。當員工上街頭罷工爭取合理的待遇或合理的工作時間,總會有人評論說「這樣的員工,真的沒有公德心,不只影響大家,企業也好不容易賺點錢,員工就要求更高的待遇,這樣怎麼經營企業呢?」

當勞工罷工成功,要求到比較合理的工作條件時,其他人居然還眼紅的說:「你為什麼還可以得到這樣的好處,真是會吵的孩子有糖吃!」

在荷蘭出生長大的我,很難理解為什麼台灣人對工會有那麼負面的看法。在荷蘭,工會在社會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早期勞方組成工會,是因為員工在面對企業家時,沒有能力抵抗資方,當員工個人不服從老闆時,很容易被開除,一旦勞工團結起來才可能有足夠的影響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面對百廢待舉的社會,荷蘭的政界以及資本家也都覺得在決定各個行業的基本工作條件的時候,工會該扮演重要的角色,三方一起坐下來討論彼此的要求與需求,比較容易達到共識。在政、資、勞不斷的協調之下,勞方可以確保工作品質,資方可以確保企業的順暢運作,而政府也可以控制國家的失業率。

當然這樣的協調過程相當不容易,特別荷蘭在面對經濟危機的時候,資方與勞方的要求互相衝突,很難達到共識。這時候,荷蘭的工會為了想要讓資方了解勞方的重要性,常常舉行罷工。根據荷蘭統計局(CBS)的數據,荷蘭在2001到2010年這十年間,就有超過200次的罷工。

荷蘭平均每一年有二十幾次大罷工,大概每一個月兩次,人民不會很受不了社會那麼「亂」嗎?

其實荷蘭的工會採用的是「合理罷工」原則,所謂的合理罷工是指:罷工的方式與嚴重度會隨著企業的態度相應調整,如果企業一開始不願意回應工會要求,工會可能會採用「輕度」的罷工方式,讓企業了解勞方的重要性。

我還記得有一次鐵路工會與鐵路局有糾紛的時候,鐵路工會決定在某一天的下午不驗票。當然鐵路局會受到影響,但是火車都按照行程表走,人民比較沒有受到影響。

也許幾次輕的罷工後,資方還是不願與工會討論,工會採取「中度罷工」,像上個月荷蘭的某一家航空公司,長期以來不願意與工會探討機長排班方式,工會就決定所有的機長罷工一個早上,使得航空公司當天三十幾個班次無法起飛,航空公司虧了錢,也造成旅客不便。

更嚴重一點,今年荷蘭小學老師的罷工,政府一直不願意減少小學老師的工作壓力,也不願意加薪,教師工會就決定罷工一整天,荷蘭的小朋友就無法上學,所有有工作的家長,也臨時要安排托兒服務,這次「重度罷工」,可以說是整個社會都受到影響。

那麼多不同的輕、中、重度的罷工形式,老百姓的反應也不太一樣,但是只要罷工的方式與資方的態度比較起來還算合理,許多人會支持罷工。換句話說,如果資方真的是明顯剝削員工,許多荷蘭人會支持工會下重手。

習慣了荷蘭的罷工方式,當然很難理解台灣人對工會的負面評論,甚至常常會覺得台灣人好可憐,工時那麼長、薪資又那麼低又那麼聽話,難怪資方也沒必要創造比較合理的工作環境。

許多台灣人羨慕西歐和北歐的福利國家,希望台灣也可以向這些國家學習,但是國家的福利制度並不是博愛的企業家或良知政府創造的,只有在勞方團結起來的情況之下,資方與政府才會正視勞工權益,進一步設立合理的工作環境。面對薪資低、工時長的台灣,工會不是台灣的問題,工會才是台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