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演講之後,有與會學生私下跑來,問說當年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是如何保持對於未來的希望。這大概是因為我在演講中提到創業部分時,會提及年輕人常對自己的「鬼點子」沒啥信心,好不容易才想出一點東西,卻又馬上自我否定。

因此在相關場次中,我總是會以幾個「拿爛梗」向創投提案而終獲得肯定的例子,來鼓勵年輕朋友要做「最後一個」否定自己的人。但這些年輕朋友(多半還是在學生)依舊沒啥自信,反而對當年的我們為何敢在大腦空空的狀況下就往前衝,感到十分好奇。

1990年代時,我的多數同儕根本沒仔細思考什麼長期規劃,就是覺得什麼都做得起來,每個案子應該都超好玩。但二十多年後的現在,大學生變得憂鬱多了,就算是我碰過的台大學生,也有某種淡淡的不安和疑惑。他們已算是同輩人中的勝利組,卻也少有那種做夢或做怪的勇氣。

我一開始以為可能是快速流通的資訊,把年輕人的狂想磨掉了。20年前因為資訊不足,所以我們什麼都不怕,現在的年輕人更有學習意願,總是多聽、多看才下決定,反而因為聽多、看多吸收到太多「負面」的資訊,進而對未來失去「信、望、愛」,越來越不敢破格而行。

但進一步詢問他們的創作或嘗試經驗時,才發現他們都是在發想的初期階段,就受到某種「心靈創傷」,而且這創傷通常就只來自於「一個人」:可能是來自於課堂的教授,身邊的同儕,或是網路上的阿狗阿貓網友。只要有人提出了強烈的否定意見來「唱衰」,這些年輕人就開始自我懷疑,然後很快「鳥」掉了。

接著年輕人就退回去老窩,做和其他人一模一樣的事情。像是「報告」這種東西,我就聽過許多創投界的朋友抱怨,台灣年輕人在提案時,總是會帶來一本「封面精美,厚度扎實」的報告書,但翻開卻沒啥重點,大概是把九成心力都放在設計與印務上了。

如果提案內容本質夠好,那幾張簡單的表單就夠了,實在不需那麼「搞剛」。有朋友忍不住問他們為何要把企畫書或提案做成這樣,這些年輕人的回應往往是:

「學校老師叫我們要照這種規格弄。」「報告沒做到這種程度(的設計),會被退。」「同學都做成這樣,所以我們也做成這樣。」

朋友忍不住開罵:「啊你們弄這一大疊,結果只要5萬塊台幣,排你們前面那一場的ABC,拿這一張破紙(晃晃手中的A4單張表格),就來要10萬美金。」

一張A4要10萬美金的,當然是太「過」,但台灣的年輕人們,卻多是另一端的「不及」。但台灣就是有種古怪的氛圍,明明就是「不及」,卻要把年輕人罵成是「過」。曾經被老師罵這樣不行,被同學說怎麼只有這些,被網友笑如此程度的東西也拿出來現,就永永遠遠的縮回去了。

但為什麼要在意這些人的意見?他們真的瞭解狀況,並想要幫你一把嗎?你如果覺得自己的創意很有趣,那為什麼要用「和大家一樣的規格」,把它搞成很沒趣?

因為從事內容生產,我也經常聽到各種否定的意見。最常見的當然是來自不同意識形態的辱罵,這些反對者雖多,但因為和營業額沒有直接關係,又和個人信念部分有關,所以我也不會試圖去改變其想法。

還有一種質疑,則和多數年輕人碰到的比較接近,這類質疑最常見的形式就是:「這東西誰會想買?」「能回本嗎?哪有這麼多人會要這個?」「就憑你,做得起來嗎?」

雖然可能出於關懷,但會問這種問題,其實就是無知,因為他們若真掌握關鍵資訊,就會直接說出「這東西只會有某種人買」「在某階段會碰到困境」之類的肯定句。因此上面的那些質疑,單純就是「唱衰」,隨便問問,問爽的。

面對唱衰之人,只有一種處理方法:無視。

就算你認真回應了他的問題,他還是不會給你任何具體幫助;即便說服他,你的產品也不會因此有任何加分;而且他得到了那些關鍵資訊,說不定還會來開店搶你生意。那你理這種人幹嘛?說說笑笑帶過話題,頂多加句「等著看我做起來」,也就夠了。

而許多年輕人之所以過不了這關,是因為從小被告知「要乖」、「要聽師長的話」,又沒有能力判斷師長是否為真貨(很多教授真正的專長是寫論文,而不是某種專業技能)。因此我也只能建議大家,在真正跳下去做之前,別隨便把特定人的話當聖旨。

特別是那些好話沒幾句的傢伙,就閃遠點吧。一個年輕人就算搞砸了,也很難對世界造成多大的傷害,那「老的」何必一開口就罵人呢?不知道怎麼幫助或鼓勵年輕人,就閉嘴吧。閉嘴,說不定就是你對這世界最大的貢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