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是在卡爾‧波普爾所謂的「零碎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思想下產生的。一群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在「歐洲合眾國」思想的啟發下認定,通過設定有限目標、動員達到這些目標所需的政治意願,並最終締結要求各國犧牲在政治上能夠容忍的最大限度的主權的條約,這一目的可以逐步達到。

戰後的煤鋼共同體就是這樣最終轉型為歐盟的——每次都踏進一步,並且知道每一步都是不完善的、需要在適當的時候再向前邁進下一步。

二戰殷鑒、蘇聯的威脅、以及深度一體化的經濟利益,給了歐盟締造者政治意願。這一過程為其自身的成功奠定了基礎,而蘇聯的解體和德國的重新統一,讓這一過程看上去有了非常美好的前景。

德國人認為,更加深入的歐洲一體化是德國重新統一的必要條件,德國願意為此付出代價。德國人通過把餅做大來調解國家間利益衝突,在德國的幫助下,歐洲一體化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署、和歐元的誕生中,達到了高峰。

但歐元是一種不完全貨幣:只有中央銀行,沒有中央財政。歐元締造者對這一缺陷心知肚明,但他們認為,隨著需求的出現,更進一步所需要的政治意願自然而然就會產生。

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歐元還具有其締造者所未察覺的缺陷。

他們是在一個錯誤的觀念下徒勞地工作著——金融市場能夠糾正其自身的過剩,因此只需設計解決公共部門過剩問題的規則就行了。而即使在公共部門問題上,他們也過度地依賴於主權國家的自主決策。

但過剩主要出現在私人部門,因為利率趨同造成了經濟趨異:低利率在疲軟國家吹起了房地產泡沫,而最強勁的國家德國卻不得不勒緊褲腰帶,以應對重新統一帶來的負擔。與此同時,普遍使用的不健全金融工具和有欠審慎的貸款行為,嚴重拖累了金融部門。

隨著德國的重新統一,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主要推動力已不存在,金融危機則拉開了歐洲分裂的序幕。決定性的時刻發生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各國必須保證不會再讓重要的金融機構破產。德國總理梅克爾堅持認為不應該實行歐盟聯合擔保,各國必須自己打掃自己的後院。

這就是今日歐元危機的根源。

金融危機迫使主權國家用其自身信用來取代破產信用,歐洲也不例外,每個國家必須各掃門前雪,這就使人們對歐洲政府債券的可信度產生了懷疑。風險溢價擴大了,歐元區被分解為債權國和債務國。

這就造成了速度不一的兩個歐洲,債務國在債務重壓逐漸沉沒,而盈餘國則在大步向前。最大債權國德國可以對援助計畫指手畫腳——這一計畫帶有懲罰性質,可能使債務國走向破產。與此同時,德國是歐元危機的受益者,因為這壓低了匯率,進一步提振了德國的競爭力。

隨著一體化轉變為分裂,歐盟上層階級的作用也發生了逆轉,從走向統一的先鋒隊變為了捍衛現狀的保守派。結果,任何人只要認為現狀不合意、不可接受、不可持續,他就必須加入反歐洲立場聯盟。而隨著債務國逐漸走向破產,民族主義政黨(比如芬蘭的真正芬蘭人黨及其他同類歐洲政黨)開始逐漸強勢。

但歐洲上層階級仍在辯解稱,現狀不可替代。金融當局為了贏得時間不惜飲鴆止渴。但時間並不與他們站在同一條線上:兩種速度的歐洲正在使成員之間的距離國越拉越大。希臘正在邁向債務違約和或貨幣貶值,其後果難以預料。

要遏制甚至逆轉這一不可避免的進程,希臘和歐元區均必須採取B計畫。

希臘違約已成無可避免之勢,但可以以有序的方式發生。希臘違約必然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傳染——希臘發生的一切都可能在葡萄牙再度出現,愛爾蘭的財政狀況也可能變得不可靠——因此其他歐元區國家必須築起高牆。這意味著歐元走強,而其他歐元區國家又可能要求歐元債券的更廣泛的使用,以及某種意義上的泛歐元區存款保險機制。

要產生政治意願要求歐盟本身也採取B計畫。歐洲精英必須還原歐盟創立的指導原則,認識到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具有先天性的不完美,而觀念註定是有偏頗的,機構註定是有缺陷的。開放社會從不將現狀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當現狀失靈的時候,開放社會並不排斥替代方案。

用「當現狀已不再能夠持續,我們應該尋求歐洲解決方案,而不是各國各自為政」這一思想,將親歐洲的沉默多數動員起來並非不可能。

「歐洲人」的數量肯定要多於「真正」的芬蘭人和德國和其他地方的反歐人士。

作者簡介_索羅斯

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出生於一九三○年,一九七○年創辦量子基金(Quantum Fund)、一九九二年放空逾一百億英鎊聲名大譟、一九九七年打壓亞洲貨幣,引發亞洲金融風暴。現職:索羅斯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