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年薪百萬，現在當星巴克服務生......當你掉進低薪、謀生的陷阱，想爬出來就難了

對那些無法挑剔社會地位或酬勞的人來說，美國當然有不少工作可以找。每年有成千上萬的移民湧進這個國家，做些草坪維護、建築工人或是家庭清潔工、保母、肉品加工的工作。即使沒有新的工作缺額，對那些勤快和絕望的人來說，低薪工作市場的高汰換率，確保了穩定的職缺。對白領階級的求職者來說，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謀生工作」（survival job）──在等待「真正」的工作上門前有點事做。但這個目標可能有點過於樂觀。

到了9月底，求職生涯正式結束，我開始試著去追蹤一些求職者的後續狀況。當初我收集了他們的名片以便進行嚴肅的訪談，告訴他們我在為一份商業刊物寫一篇有關失業白領的文章，以便一邊繼續找工作一邊賺點外快。有11個人回覆，沒有一個找到「真正」的工作。即使是那些初遇時相當具防衛心的人，現在都很熱切地想談談他們的策略，而大多數策略都包括先找個謀生的工作再說。

父母：最後一道安全網

當然，並非每位失業的專業人士都必須考慮找個謀生工作，至少不是馬上就這麼做。許多我求職時遇到的人，都已從職業生涯中累積了足夠的資產，可以讓他們輕鬆撐個一、兩年，即使同時還掏錢出來給職涯教練和職業仲介公司也沒問題。其他人則利用各種不同的策略來維持中產階級地位：他們把持家無業的配偶送出去加入低薪的勞力市場、放棄了只和奢侈沾上一點點邊的享受，例如外食和其他的娛樂活動、在自家前院變賣珍愛的家當，或在網路上拍賣、搬到比較小的房子。

52歲的約翰．皮爾仁是被裁員的資訊科技業人士，有兩名年幼子女，他這樣形容他的家庭努力苦撐下去的情形：

我們限制多久出去一次，而且停用信用卡。很幸運地，我們的房貸還滿低的（一個月大約650美元）。問題比較大的是水電瓦斯費，費率一漲再漲。我們把窗戶打開，減少使用冷氣。我們為了孩子保留有線電視，還有方便求職的高速網路。

皮爾仁5歲大的孩子必須上托兒所，一個月要花125美元。他太太有一份「裝填信封」的臨時工作，夫妻倆現在和許多上班族夫婦一樣，分配時間來照顧小孩：「我顧白天，她顧晚上。」

失業保險金是失業者可以先依靠的救濟，但這保險只提供原來薪水的60%，而且26週後就中止。2004年，360萬失業的美國人在尚未找到工作前，失業救濟金就用完了，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即使是中年人也都轉向父母求救。

45歲、從事通訊業的希拉蕊．麥斯特，一場大病使她暫時不能找工作，因而搬回父母所住的城鎮。「如果沒有我的家人，」她說：「我一定早就流落街頭了。」以前做行銷的史提夫，考慮要學些有關酒的知識，以取得在一家高級餐廳當服務生的資格，他打算放棄目前月租845美元的公寓，改租一間附有廚房設備的房間。「我只需要一個可以讓電腦充電的地方就可以了。」他也坦承：「我的家人都還在幫我。否則我幾乎就要流落街頭了……但他們一直在問：『你到底怎麼了？就去找個工作，任何工作都好。』」

他們曾有年薪百萬，現在卻只能去做低階服務生？

不幸的是，最終聽從這種建議的前白領勞工人數，並沒有可靠的資料可查詢。美國勞工統計局衡量「未按專長充分就業」（Underemployment）的標準只以時數來計算；也就是說，只有當你在兼差卻比較希望做全職工作時，才能正式被稱為未充分就業。2004年3月，失業率是5.8%，如以非自願兼職來嚴格衡量，未充分就業率則是10%。至於受雇於未利用其教育或已有「技能組合」的低薪工作人員之比率，則沒有可靠估算數據可查詢。

不過，我倒是發現不少處於這種情況的人──以必須從事不符合其技能的工作來看，從失業到未充分就業都有。例如，史提夫試過沃爾瑪，但發現「對一名專業人士來說，這是很艱苦的工作。他們找的是薪水很低的人，例如一個小時8塊錢。」正如我前面所說，他現在考慮到一家很高級的餐廳當服務生，說不定在那裡能有和顧客攀關係的機會。以前做過廣播新聞記者和公關的蓋瑞，告訴我他目前在百思買（Best Buy）、電器城（Circuit City）和家得寶找基層的職務。這些人一旦找到了服務生或業務「助理」的工作後，在聯邦政府的眼裡就不再是「失業」的一員了。就整個大社會而言，案件結束，問題解決了。

其他長期失業者沉淪到更低的社經地位，做一些通常由新移民或完全無學歷者所做的工作。約翰．皮爾仁從一位資訊科技業人士淪落為替人搬家的臨時工，能找得到的他什麼都做。希拉蕊．麥斯特試過在聰明寵物館（PetSmart）幫狗洗澡、美容，直到過敏發作為止。

失去選擇餘地的人

41歲的資訊技術人員迪恩．葛茲喬克在開接駁巴士。我在蒜烤餐廳遇到的前行銷主任莉亞．葛雷，自2001年首度被裁員後，就一直在做卑微的底層工作。

從刷馬桶到打掃公寓的時薪8塊錢工作，我什麼都做過。這種工作我做了8個月，唯一得到的好處是瘦了大概10公斤。這讓我能夠重新以感激的心情，來看待絕大多數都是做這種工作的西班牙裔勞工。

莉亞的求職過程有時壓力十分沉重，她在一封電子郵件裡寫著：

這麼多逼不得已的情況對我造成很大的傷害。我經歷了許多個『第一次』。第一次，我被送到急診室，診斷出得了嚴重的恐慌症……我必須把車子停到路邊，趕快打911。我的心跳加速、喉嚨腫痛、全身麻痺，開車技能受到嚴重的影響，使我無法握住方向盤，而且我開始發抖得很厲害。這絕不是一次愉快的經驗。第二個『第一次』，我實在很不好意思承認，我接到大略估計是900美元的治療費帳單催繳通知……第三個『第一次』是，我現在負債7,3000美元，到我信用卡刷爆前，我還有16,000美元……所以，我還真的開玩笑說，我不介意自己的身分被盜用。因為那樣我就不用擔心債務問題了。

當我10月和莉亞談話時，她才剛開始在一家連鎖零售店工作，「整天站在水泥地板上」，時薪7塊6，而且沒有福利。她覺得這一次她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我做（這份工作）的一個理由是，我試著選離住處8公里內的工作，因為我不想把錢浪費在汽油上。」

「我已經沒有多餘的眼淚可流」

像這種瘋狂的另類替代方案，需要某種程度的彈性，這是多數有創意的教練想都沒想過的。就拿有兩個孩子的非裔美籍單親媽媽唐娜．優多維克的例子來說好了，長達8年的求職過程把她轉變成一位傑出的「萬事通」。當她離婚後搬到喬治亞州時，就像我在科羅拉多州的姊夫一樣，發現若是沒有投下鉅資去修更多的課，她的教師資格根本一無是處。自那以後，她大概什麼事都做過：在喬治亞電力公司（Georgia Power）開卡車、在UPS託運公司做郵件分類、在影印店工作、安裝磁磚和硬木地板。我九月和她通話時，她正在當一天90美元的代課老師，在沒課可代的日子裡，就縫製訂做的洋裝來賣（這可不是普通的技能）。她告訴我：

當你到了48歲的時候，你預期根基已經打好，可以坐下來，而且知道你的錢會從哪裡來…但我已經做得頭昏腦脹了…我還有孩子要養。沒錯，我很喪氣，但為了生活，該做的我還是會做。我本來符合拿食物券的社會福利資格，但他們停發了。現在我要試著再把這福利要回來。

健保則是失去已久的奢侈：「我只能確定自己保持得非常健康，」她笑了起來：「吃得好、服用我的草藥、每年在一家分級收費的診所做定期檢查。」當我問到她為何還能談笑以對時，她說：「我最多也只能做到這樣了。我已經沒有多餘的眼淚可流。」

當你每天得工作10到14小時，你還能怎麼「另找工作」？

在一個人淪落到低薪、卑微的工作時，不是希望那等待已久的電子郵件終於到來，提供一份更適當的專業工作，不然就是希望那謀生工作會提供一條向上流動的途徑。但這份謀生工作可能會阻礙更佳工作的尋求。教練們強調找工作就是一份全職的工作，對此我雖然存疑，但找工作這件事很容易一天就消磨掉好幾個小時──對那些做謀生工作的人而言，是不可能有這些時間的。

「一天工作10到14個小時下來，實在很難繼續找工作。」那個由科技人轉為接駁巴士司機的迪恩．葛茲喬克告訴我：「我得暫時減少求職面試。我所剩的時間只夠啃一口漢堡而已。」 想要上課學酒的史提夫有一些失業朋友在家得寶和勞氏五金行（Lowes）做事，「但在搬了一整天東西後，他們累到沒法再去找工作。」莉亞．葛雷遇到另一名失業者和未充分就業者熟悉的問題：雖然她的體重在做體力勞動的工作後有減輕一些，但過去這一年來的壓力卻造成她體重增加了近14公斤，而她買不起一套參加面試用的新套裝。

蓋瑞失業不久後，他懷孕的太太必須辭掉工作在家臥床安胎，而對於透過大型連鎖店的謀生工作爬升到管理職的機會，他抱持著樂觀的態度：「光是想像再回到往常的生活方式，感覺就很好。這可能會導向某種大機會，你總要一腳先跨進門裡，必須先保持樂觀積極的態度。」同樣地，史提夫相信假如高級餐廳服務生的工作沒有成功，到星巴克當一名咖啡店服務生，可能也得以成為時薪10美元的值班主任，不過他知道「你必須非常操勞」，才能做到那個職位。

當原本的優勢都成為劣勢

很多失業白領不知道的是，他們的專業前景與展望，可以反過來阻礙他們在謀生工作上的成功。約翰．皮爾仁離開了睿俠公司（Radio Shack）的工作，因為他有自己的管理觀念，而且「不喜歡他們做事的方式」。唐娜．優多維克有一次被開除，因為她拒絕放棄專業形象：「老闆告訴我不要穿成那樣──我穿裙子和套裝。他們要我穿藍色牛仔褲……他炒我魷魚，然後告訴我是因為我穿衣服的方式。」

就凱瑟琳．紐曼在《失卻天恩》的觀察：「對於如何超脫過去的自我，沒有任何方針；對於這存在於社會文化真空中陌生的、向下流動的變動，也沒有任何的教導或訓練。」他們所受的職責訓練，是至少需要一點領導能力和創新，對於突然喪失地位，並沒有心理準備。而且不論他們有多樂觀、多有創意和彈性，失業者和未充分就業者都明白，時間永遠在身後滴答作響。

失業的時間愈久，你找到適當工作的機會就愈小，而且像「業務助理」、「接駁巴士司機」或「服務生」這樣的工作，對你履歷中愈來愈大的空窗期來說，也不是什麼吸引人的紀錄。同時，你的年紀必然已經過了職業吸引力的高峰，現在這高峰大概在30多歲左右。經歷不算是一種優勢；事實上，正如理查．賽內特對企業聘雇的觀察：「當一個人累積更多的經驗後，就失去其價值了。」所以一旦你掉進低薪、謀生工作的陷阱裡，留在那裡的機會就很大──從一個更寬廣、更有希望的世界勉強移居至此。

1960年代中期，毛澤東做了一項讓社會階級無預警向下流動的實驗。在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部分是將成千上萬的管理階級和專業人士突然下放到農村，在田間和農民一起工作。他們是對國家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一群人。表面上看來，這個計畫讓被下放的專業人士能體會他們本身福祉所植根的辛勞耕種，就像莉亞．葛雷開始能夠尊重那些支撐北美經濟的西班牙裔勞工的辛勞一樣。

但無論這社會階級的向下流動對整個社會有什麼補償價值，從事一份「謀生工作」的經驗，對那些受過訓練、預期有更美好榮景的人來說，是很心酸的一件事。毛澤東強迫移居的人，並沒有變成更好的公民，實際上很多人都因這樣的經歷而一輩子痛苦怨恨。在一個完全以收入和地位來衡量價值的社會裡，情形或許還更嚴重，社會階級的向下流動帶來一種失敗、被拒絕和羞恥的感覺。

我沒有追隨我的求職夥伴們到謀生工作的世界中。我在這項計畫裡所占的優勢是，只要輕鬆說聲「遊戲結束」，然後再回到尋常的作家生涯就可以了。而我的求職同伴們仍在那裡徘徊，飄蕩在無底的深淵之上。

書籍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