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課堂上講到「合理性」這個有點難的主題。我以北韓為例,說明在台灣人眼中極為可笑與不合理的說法,卻是北韓的唯一「合理性」,並有很多人認真相信著,因此有學者主張人類理性可能出現完全相反的實質內容。當然,學生對這主題,還是興趣缺缺。

就在無可奈何之際,我腦海突然閃過了一個回憶片段。那是1989年,64事件過後的某一天。全苗栗市的中小學生都被動員到主要道路中正路的兩側,去抗議中共鎮壓民運。當時我是國中生,眾人就在人行道或騎樓前依班級整隊排排坐,拿著臨時製作的標語、布條,在那「抗議」。

對誰抗議呢?在我記得隔著馬路的另外一頭,也都是成排坐好坐滿的學生,當我們這邊在抗議的時候,正對的是同校的學長,而他們吶喊的方向,自然也是對著我們。我們就隔著馬路,把對方當中共叫罵,也算是熱鬧有趣。

但這明明就是抗議中共鎮壓民運的活動啊!怎麼會是用「有趣」來形容呢?當年我只是個「中二」,之所以覺得有趣,大概是因為可以平白放幾節課的假。

而現在回想起這些片段,若還有什麼「趣味」,大概就是整個活動的荒謬性。抗議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當然有其道德正當性,不過若你被「強制動員」,「大家排排坐好」,「依別人給的台詞標語」,「對不存在眼前,也不可能聽到你意見的對象」進行抗議表態,這整件事情當然就荒謬得可笑。

我把這個閃過眼前的回憶片段告訴了講台下的大學生。他們還是不太不能融入,因為這種集體政治動員的景象,已不是他們生命經驗裡的一部分。我只好補充:「所以台灣人的思考,也曾相當『北韓』。」

不過,當年的多數的台灣人,是覺得自己處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絕對不像北韓,也不是「偽中華人民共和國」。雖是被動員去參加這種活動,但那也是「合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若要動員現在的中小學生去舉行類似的活動,別說是學生不想參與,多數家長大概也不願子弟被動員幹這種事。台灣社會對於「合理性」的實質看法,再經過一個世代之後,或許已被轉變成完全相反的另一套主張。

不過,昔日的合理性,真的已消失了嗎?在許多涉及「世代對抗」的社會議題中,你還是可以看見舊日合理性又悄悄流露,而且展現這種觀點的人,並不見得都是老人。「他們」會批評現在的多數年輕人「不認份」、「不肯乖乖的做基層工作」、「不知尊敬尊重體制」,「總是在問為什麼,卻不肯定下心來好好學」。

有些批判者認為這是種「儒家思想遺毒」、「黨國腦」,應予已清除,台灣才「有救」。不過就意識形態分析來看,這種想法屬於非常深層的結構,不單純是因為儒家或威權教育,而是種道德核心部分的墮落。

簡單說來,這是種「奴性」。這「奴性」是在東方文明社群中,經過幾千年的文化演化所形成。在奴性思維裡,人沒有自己身體的決定權,你會有許多的任務需要執行,而做這些事,對你來說是「好的」,對大家來說,也都是「好的」。但為什麼好呢?好在哪呢?你並不被允許被思考,只能接受這個神聖的價值體系。

因此東方文明中缺乏西方社會的「人格完整性」(自己下判斷,並為自己的判斷負全責)概念。處在這種文化傳統中的我們,不習慣為自己的行為負全責,反而樂於在他人安排的奇妙(或荒謬)活動裡苦中作樂。若體會不出到底有何樂趣,反會自責信仰不夠虔誠。從抗議鎮壓民運,到經營個人婚姻,從選擇工作到選擇晚餐,總有別人代為安排,自己也就更加不習慣自律思考。

要化解奴性,只要試著多自己做決定,也不去干擾其他人自決即可。但人為奴越久,就越難化開這種心結。當年中二的我,是進台大後,接觸到熱衷多元活動的同儕,才慢慢改以不同的角度思考社會現象。

那活在受限環境的人呢?除了多找幾個媒體消息來源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自我反省是否總是主動放棄決定權。這種放棄往往是極度細微、無意識的。

像選擇做什麼工作。你以為這工作真的是你選的嗎?還是社會、家庭,或貧困而逼你做出這樣的選擇?就算做得很快樂,不代表真的合理或道德正確。

現代社會的奴隸,不一定有主人,但一定沒在思考。覺得自己有點小確幸時,更要冷靜想想,自己是否正處於一個光鮮亮麗的小北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