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選擇晚餐、到婚姻經營...都要人家決定？你跟一個「北韓人」有什麼不同

最近在課堂上講到「合理性」這個有點難的主題。我以北韓為例，說明在台灣人眼中極為可笑與不合理的說法，卻是北韓的唯一「合理性」，並有很多人認真相信著，因此有學者主張人類理性可能出現完全相反的實質內容。當然，學生對這主題，還是興趣缺缺。

就在無可奈何之際，我腦海突然閃過了一個回憶片段。那是1989年，64事件過後的某一天。全苗栗市的中小學生都被動員到主要道路中正路的兩側，去抗議中共鎮壓民運。當時我是國中生，眾人就在人行道或騎樓前依班級整隊排排坐，拿著臨時製作的標語、布條，在那「抗議」。

對誰抗議呢？在我記得隔著馬路的另外一頭，也都是成排坐好坐滿的學生，當我們這邊在抗議的時候，正對的是同校的學長，而他們吶喊的方向，自然也是對著我們。我們就隔著馬路，把對方當中共叫罵，也算是熱鬧有趣。

但這明明就是抗議中共鎮壓民運的活動啊！怎麼會是用「有趣」來形容呢？當年我只是個「中二」，之所以覺得有趣，大概是因為可以平白放幾節課的假。

而現在回想起這些片段，若還有什麼「趣味」，大概就是整個活動的荒謬性。抗議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當然有其道德正當性，不過若你被「強制動員」，「大家排排坐好」，「依別人給的台詞標語」，「對不存在眼前，也不可能聽到你意見的對象」進行抗議表態，這整件事情當然就荒謬得可笑。

我把這個閃過眼前的回憶片段告訴了講台下的大學生。他們還是不太不能融入，因為這種集體政治動員的景象，已不是他們生命經驗裡的一部分。我只好補充：「所以台灣人的思考，也曾相當『北韓』。」

不過，當年的多數的台灣人，是覺得自己處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絕對不像北韓，也不是「偽中華人民共和國」。雖是被動員去參加這種活動，但那也是「合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若要動員現在的中小學生去舉行類似的活動，別說是學生不想參與，多數家長大概也不願子弟被動員幹這種事。台灣社會對於「合理性」的實質看法，再經過一個世代之後，或許已被轉變成完全相反的另一套主張。

不過，昔日的合理性，真的已消失了嗎？在許多涉及「世代對抗」的社會議題中，你還是可以看見舊日合理性又悄悄流露，而且展現這種觀點的人，並不見得都是老人。「他們」會批評現在的多數年輕人「不認份」、「不肯乖乖的做基層工作」、「不知尊敬尊重體制」，「總是在問為什麼，卻不肯定下心來好好學」。

有些批判者認為這是種「儒家思想遺毒」、「黨國腦」，應予已清除，台灣才「有救」。不過就意識形態分析來看，這種想法屬於非常深層的結構，不單純是因為儒家或威權教育，而是種道德核心部分的墮落。

簡單說來，這是種「奴性」。這「奴性」是在東方文明社群中，經過幾千年的文化演化所形成。在奴性思維裡，人沒有自己身體的決定權，你會有許多的任務需要執行，而做這些事，對你來說是「好的」，對大家來說，也都是「好的」。但為什麼好呢？好在哪呢？你並不被允許被思考，只能接受這個神聖的價值體系。

因此東方文明中缺乏西方社會的「人格完整性」（自己下判斷，並為自己的判斷負全責）概念。處在這種文化傳統中的我們，不習慣為自己的行為負全責，反而樂於在他人安排的奇妙（或荒謬）活動裡苦中作樂。若體會不出到底有何樂趣，反會自責信仰不夠虔誠。從抗議鎮壓民運，到經營個人婚姻，從選擇工作到選擇晚餐，總有別人代為安排，自己也就更加不習慣自律思考。

要化解奴性，只要試著多自己做決定，也不去干擾其他人自決即可。但人為奴越久，就越難化開這種心結。當年中二的我，是進台大後，接觸到熱衷多元活動的同儕，才慢慢改以不同的角度思考社會現象。

那活在受限環境的人呢？除了多找幾個媒體消息來源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自我反省是否總是主動放棄決定權。這種放棄往往是極度細微、無意識的。

像選擇做什麼工作。你以為這工作真的是你選的嗎？還是社會、家庭，或貧困而逼你做出這樣的選擇？就算做得很快樂，不代表真的合理或道德正確。

現代社會的奴隸，不一定有主人，但一定沒在思考。覺得自己有點小確幸時，更要冷靜想想，自己是否正處於一個光鮮亮麗的小北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