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發生酒駕累犯撞死努力營生者的遺憾事件。酒駕太頻繁發生,最近正好又有以「鞭刑」來懲罰酒駕者的提案,所以輿論又重啟對酒駕如何控制的討論。

這些年政府不斷提升刑責與罰金,對於控制酒駕確實有一定成效,不過這效果主要是發生在比較少喝酒或不太常酒駕的人身上,對於酒駕慣犯來說,影響並不太明顯。

所以當你去參加喜宴場合,不難發現以「要開車」為由推辭飲酒的人變多了,以前一桌可以喝掉好幾瓶紅酒,現在一瓶都不見得能解決。喜宴等聚會場合大概是一般人最可能酒駕的機會,如果這種情境下的酒駕已因為罰責加重而獲得控制,那你增加刑罰,意義也不大。

問題在「罰不怕」的那些累犯。他們一再被抓,一再被罰,但還是不改變行為,恐怕「賞善罰惡」的效益計算並不是他們真正的行為動機或理由。如果要對症下藥,治本而非治標,那就要找出他們一再酒駕的真實動力因。

第一種可能的成因是「精神病態」,這是種比反社會人格違常輕微的心理問題,可能是天生的,其最大的特點就是缺乏一般人會有的同情心,也就是沒有「良心」。

在這樣的狀況下,道德教化是沒有用的,這些人的賭徒特質又會讓他們忽略被抓的機率挺而走險。因為是心理上的問題,你怎麼罰、怎麼鞭打,大概都不會有用,反而會增加他們仇視社會與更進一步冒險的可能。

對於這種成因的酒駕累犯,目前還沒有具體有效的處理方法,所幸他們的人數並不多。

另一種可能的成因,是社會邊緣人在「沒有明天」的背景下,基於即時行樂的心態,而不斷冒險酒駕。酒駕所帶來的罰金和徒刑又會加重他們的「邊緣性」,讓他們對未來更不抱期望,只追求眼下的最大爽度,像是喝酒,與酒駕沒被抓到時的快感。

對於這種人,你再加重處罰,除了讓他狀況更快惡化或惡化得更嚴重之外,並沒有直接的幫助。這些人可能需要一些輔導的機制,像是戒酒課程與職訓,或就業轉職諮詢等等,但國內百姓對於提升這方面的措施一向興趣缺缺,造成官員與學者就算知道哪些有效的做法,也難獲得相關資源支持。

第三種可能的成因,是基於一種自大的人格,想要透過酒駕這種冒險的行徑,來向同儕證明自身的超絕不凡。如果常混夜店,就會發現這種人數量還真是不少。重罰有可能抑制這些人的酒駕衝動,但如果擁有一定資產,在現行罰責多數可轉為易課罰金的狀況下,恐嚇效果也屬有限。而且在這些人眼中,罰得越重,越可能突顯誰是「真貨」。

那鞭刑呢?這些人不怕花錢,但可能會怕被打?依我對這些人的認識,正常狀況下,他們應該會怕被打,但在喝酒狀況下,判斷力會下降非常多,他們可能誤以為自己是綠巨人浩克,沒打人就不錯了,別說是考慮到鞭刑的後果。

所以看來我們沒有什麼可行的操作空間?確實如此。許多人看酒駕,都是在義憤的狀況下,因此有許多不切實際的提案,這倒無可厚非。就現有資源來看,我們能做的已不多,「除惡務盡」可能是個永遠無法達成的理想。

離開個案狀況,回到整體角度,要阻止酒駕,首要的就是「別喝酒」,再來若是非喝不可,那就要準備其他的交通方式。現有高額的罰金的確已讓飲酒率下降不少,也讓許多人會在酒前清醒時就已準備好後續交通解決方案,所以加強罰則所能產生的邊際效益,可能已遞減到快要產生反轉。

問題在於「堅持要喝也要開」的人。這些人不論是基於何種成因,在刑罰方面不斷加重,只怕產生的都是「負效益」,其惡行會更加嚴重。那對多數社會大眾來說,就該認真思考,你是想「看到這些酒駕累犯被懲罰」,還是「降低酒駕的發生率」?

其實多數台灣人都混淆了這兩個問題,以為「看到這些酒駕累犯被懲罰」就能「降低酒駕的發生率」。但那是「你」,你是個會因為懲罰而改變行為的人,你會怕罰錢,會怕預防性羈押,會怕鞭刑,所以你沒成為酒駕累犯或根本就不會酒駕。

但「他們」就算知道刑罰,也很可能不會改變行為。那該做些什麼來控制他們的行為?其實學者也不太清楚,或是可行方式要耗去很多資源,但至少我們現在知道,別再輕易用你的判斷來比擬他們的判斷了,他們和你並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