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山女高有反教師性騷擾的學生運動,陳抗學生除了感受到校方的有意打壓之外,也對於某些同學的冷漠態度感到不解。當然,此事已經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沒那麼容易私了,但相關人的鄉愿態度,仍值得深入探討。

孔子說的「鄉愿」,雖然多數人都聽過,但真正清楚其定義的人並不多。這是種追求雙贏或是三贏的想法,卻是種道德錯謬,要在當代社會中掌握其概念,或許可從一個我的親身故事講起。

台灣各大學此時正是開學週。有位選課的女學生在中場休息時間跑來找我,說她是因為2016年輔大的女宿門禁抗爭事件,才會因此跑來修我的課。在這場抗爭中,輔大女住宿生以絕食方式,抗議具性別歧視的門禁管制規定;而在社會各界的關注與批判下,最終校務會議代表以高票通過廢止相關規定。

當時也是住宿生的她,說自己只是想找個機會感謝我當時幫學生痛罵校方。我自己則是差點忘了這事,因為已隔了一年多,雖然我還是依然很感謝她的肯定,但「不過再隔一兩年,就沒什麼學生會覺得這有什麼重要了。」

她有點不能理解:「為什麼?」

我說:「因為曾經受到門禁影響和參與抗爭的女同學都畢業了啊,新來的住宿生會以為眼前的一切是本來就如此的。」

潑了這盆冷水,她看來有點失落,但還有更殘酷的社會現實,是我沒講到,她也不會想到的:兩三年後,雖然沒有新生會記得這些當初參與抗爭的師生,但參與並支持抗爭的老師呢(不只我),還要持續面對當初「被抗爭」的那些校方高層,而且時間可能長達二、三十年。

這些阿伯心中的忿怨,可沒那麼容易化解。

這就是在僵固體制(像是教育體系)下很難發動改革的原因。除非是基於什麼良知或理念(像其他支持學生抗爭的老師),或是有什麼特別的個人條件(像是我,比較不怕體制壓力),否則一邊捧著飯碗,又一邊和長官打對台,確實不太容易。

這也讓很多人會選擇站在比較安全的位置,就是出來當和事佬、公親,兩邊都不得罪。一方面勸保守的掌權者多讓點步,「時代已經改變了嘛」,另外一方面又勸抗爭者給對方留點顏面,「各退一步都好說話」。

在社會運作上,我們的確需要這種「喬王」的角色,居中協調、形塑共識,不然抗爭老是打到頭破血流、兩敗俱傷,總是會有點損失。但這種公道伯,和鄉愿又差在哪邊呢?

會有問題的鄉愿,是在一切「之前」,就已出來「喬」、出來「搓」的那種。任何抗爭,總要讓人家把話先說清楚,才能讓各方判斷是非對錯,方有機會形成新的共識。

而鄉愿之人,是各方話都沒說清楚,就急忙把溝通過程打斷,把仲裁權力都攬在自己身上,非得透過自己傳話,不然一切就「不公道」、「不算數」。由他過濾之後的意見呢,又往往被扭曲,無法呈現各方的原始態度。你如果去質疑他擅自操弄,鄉愿者還會站在道德置高點,批判大家不懂事,不知退讓的藝術。

真正能產出價值的公共領域溝通或意見交流,是在各方充分表述意見之後,再試圖瞭解對造的說法,如果實在無法形成共識,再由各方同意之下,找出一個中間人,來整合各方的說法,居中穿梭協調。

這有個先後順序,公道伯不是先搶先贏。越急著出來的,不是假公道真護航,心中早已支持其中一方,就是想透過各方衝突來謀利,讓大家各自損傷三千,自己大賺一萬。

在許多社會議題爭論,或是各種現實的陳情抗議過程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干擾正常討論的鄉愿者。而這只是鄉愿者的一種,這種假公道伯之所以可以橫行無阻,是因為他們還有另一種鄉愿者的支持。

這種人數更多的鄉愿者,是不會出面的。他們總躲在暗處低語,說此事與我無關,參加者是別有居心,不如我輩清高;也有人是強調此事有更好的處理辦法,出面爭取者都是笨人;更有人想的是此事若失敗,自己即可獲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要大家按兵不動。只要這種想法者越多,假公道伯的活動空間就越大。

你參與的衝突場面夠多,對於這兩種鄉愿者的感觸也就會越深刻。要改變他們,往往也只能採取比較「痛」的作法,就是將他們也列入批判的對象。這當然會讓假公道伯有機會感嘆「公親變事主」,但如果不這樣做,不只原有的邪惡會繼續,假公道伯自身的道德也隨之墮落。

不只是學生時期,之後出了社會、進了大公司當小螺絲釘,甚至走入人生的中末段,這道理都不會改變。你的老闆、家中的老人很可能會不斷否定你的正義感,並且吹捧一些鄉愿的行動。這時你只要記得,照著他們說的做,並不會讓你真的比較好過。

鄉愿所帶來的快感只是種幻覺,他們會在碰到困難的時候把你拋下。只有擁有健全道德認知與堅持的自我,才能在不義的體制中找到真正的活路。

若是對的事,那就做到底吧,別管有沒有人感謝你。這也是我最後告知那個修課學生的想法:「如果你確定自己做的是對的,那就沒必要期待別人拍手。做對的事情本身,就是對自己的一種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