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壞不是壞！聯絡簿被寫滿紅字的小孩，長大如何變成最懂「問題兒童」的特教老師？

回想無數個午休時間，我總是被老師安排在寢室門口看門，因為我不但不睡覺，還會去捉弄同學。只要我在寢室，就可以把同學全部吵醒。上小學後，情況沒有什麼改變，甚至愈演愈烈。我總是那個最讓老師頭疼的人。

此外，我還很喜歡把橡皮擦屑往前面同學的衣服上丟，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累積戰果，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事。

小學二年級，曾被導師罰跪在講台上，雖然我不記得犯了什麼錯。聯絡本常被老師「寫紅字」，因為我經常把同學的書包從二樓丟到一樓、拿石頭丟同學、上課看漫畫、把同學當馬騎、下雨天拿傘勾住前面同學的書包，還善於教唆挑撥，對於得罪我或看不順眼的同學，我會想辦法讓其他同學去「修理」他，有點像孩子群裡的老大。

對於過去的種種「惡行」，老實說我已印象模糊，大部分來自小學同學會時大家對我的「指控」。而當年那個經常把人氣得牙癢癢的曲智鑛，長大後竟然當了老師，更讓我的老同學們感到不可思議。

不斷闖禍的童年

仔細回想，小時候為什麼會做這些事？其實多半是覺得好玩，加上個性衝動，也沒想到後果可能非常嚴重。舉例來說，我曾經騎了鄰居的捷安特腳踏車去打球，沒有上鎖，打完球才發現腳踏車被偷了。

數不清有多少次，我在學校欺負同學，家長直接到家裡來興師問罪。我特別喜歡投擲的運動，像是打躲避球和打棒球。有一天，我看到地上有顆乒乓球大小的石頭，遠方一百多公尺外有個穿著藍色衣服的同學，當下我心裡立刻浮現出一個想法︰「如果我拿這顆石頭丟過去，不知道可不可以打中他？」接著就拿起石頭往那個同學的方向扔了過去，還真的給我丟中了！當下我的反應先是振臂高喊︰「Yes !」接著又說︰「死了！」

我的童年就是在無數的這類場景中度過，所以現在每當遇到衝動的孩子，我真是打從內心能理解他們的感受。

在這些衝動行為之後，伴隨而來的常是一連串處罰。我的父母當然是最大的受害者。在我那個年代，體罰是被允許的。然而以我的親身經歷，我想說的是︰孩子被處罰後，通常只記得「被罰了什麼」，卻不記得自己「為什麼被罰」。這樣的處罰，有意義嗎？

長大後，雖然我沒有跟父母親聊過，但我能肯定的是，他們一定極力希望消除我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特質，並且努力付諸行動。

父母曾為我安排了一系列提升專注力的課程，課表還真是五花八門，主要分為「消耗體力」及「練習專注」兩部分。消耗體力的課有游泳、桌球、跆拳道等，練習專注的課有書法、雕刻、圍棋。其中我覺得最離譜的是茶道課，整堂課就是我跟老師兩個人，彼此無言對坐、安靜泡茶，只記得那一刻，彷彿世上一切事物都停格了。

然而，在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後，我發現，過動的特質並沒有從我身上消失，只是我學會了與它和平相處。

被澆熄的棒球夢

自從小學五年級在同儕影響下接觸棒球後，從此我就愛上了棒球，每天放學寫完功課就到球場報到，和鄰居共組了一支棒球隊，不但舉行社區聯盟的比賽，還和其他社區的孩子對戰。

在棒球運動上，我應該算是有些天分，雖然沒有機會參與正式球隊，但對自己的球技有一定信心。當時，打職棒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志願，但在父母「委婉」的勸阻下，我慢慢打消了這個念頭。記得有一次在車上，我很認真地跟父母說：「我想去讀有正式棒球隊的學校！」爸爸說：「打球很好，但打球不能當飯吃！」

如今回想起來，相信當年父母的勸阻，也是出自於愛與關心；但我很好奇，當年王建民、林書豪、陽岱鋼的爸媽，是否也跟他們說過一樣的話？或許會有更多的父母跳出來說：「你以為這世界上有多少個王建民？」這的確也是實話，但我想這關係到自主選擇。我相信當年的王建民，也沒想到自己會是現在的王建民。

當老師之後，我常建議父母在不違法且沒有生命危險的合理範圍內，將選擇權、決定權留給孩子。只要協助孩子分析利弊得失，最終的決定權要還給孩子。這麼做有兩個好處：第一是讓孩子練習做決定，提升孩子的獨立性；其次是讓孩子練習做選擇，也練習承擔後果，訓練孩子負責任。

即使孩子的選擇可能有風險，可能會失敗，可能會受傷，但在協助孩子成長的路上，我願意冒有意義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