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東戰爭由美國發動，恐怖攻擊卻更常發生在歐洲？

日本記者眼中的「歐洲伊斯蘭化」

日本記者眼中的「歐洲伊斯蘭化」今年是歐洲大選年，德國、法國、荷蘭等歐盟核心成員國都要選出新一屆政府。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態，目前都有一個共通點：對外來移民、難民、尤其穆斯林的反感正在蔓延，極右政黨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本土與穆斯林社群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已成為整個歐洲政治生態的新常態。問題是，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社群究竟現狀如何？這些移民的後代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本地社會？日本記者三井美奈的新作《伊斯蘭化的歐洲》，用日本的視角探索上述問題，值得一讀。

三井美奈任職《讀賣新聞》時，長期在歐洲、中東各地採訪，2011到2015年間擔任《讀賣新聞》巴黎分社社長，是日本著名的法國通。本書根據她在歐洲的第一手採訪寫成，而她對這題目的探究，一切從「聖戰士」家庭的採訪開始。在過去數年，有數以千計的歐洲人主動奔赴敘利亞、伊拉克等地加入伊斯蘭國，參加「聖戰」，其中既有穆斯林移民後裔，也有曾經信仰基督教的歐洲本土白人。三井特別專注於兩類不同的「聖戰士」：從西歐國家奔赴中東戰場的人，和從未直接、系統接觸過中東等地恐怖組織，卻因思想激化，而在西歐本國進行恐怖活動的「獨狼」。

這些西歐土生土長的極端分子中，有不少是年輕人，他們投奔「伊斯蘭國」大本營、或是在本國實施恐襲之前，往往均以普通歐洲公民形象示人，絕非窮凶極惡之徒。他們無疑不少缺乏正當職業，遊手好閒，偶爾沾染毒品交易、或是盜竊，但一般均與社區鄰里保持著正常、友好的關係。他們的家庭往往已經長期生活在西歐國家，適應西方文明，家中更沒有極端宗教思想的氛圍。為何這些年輕人會突然選擇走上激進、恐怖主義的道路？

三井在採訪中發現，導致西歐人（包括穆斯林移民後代）思想激化的原因，可分為以下幾方面，精神空虛是不少年輕人思想激化的內在誘因。當代西歐社會自由程度，與數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年輕一代成長過程中，一般不會受到過分約束，家庭、學校亦都不會「教」他們如何走向社會。但問題是，當今歐洲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所謂「勤奮工作、獲得發展」的老一輩社會常識，在今天的年輕人眼中不啻虛妄。而西歐社會普遍對宗教信仰的淡漠，更讓他們在精神生活上缺乏歸依。

西歐青年感到徬徨之時，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的對外文宣策略，卻變得越發積極。如 「伊斯蘭國」這樣的「後現代恐怖組織」藉著互聯網技術，在社交媒體大肆宣揚極端伊斯蘭主義，「揭露」穆斯林社群所遭受的來自西方基督教社會的種種「迫害」，尤其針對青年人宣揚控制區內種種「美好生活」，精心包裝的輿論攻勢，往往正中那些精神空虛、前途渺茫的年輕歐洲人心懷。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後裔們，在經歷了生活的不如意後，更容易與相關極端宗教思想產生共鳴。

三井強調，穆斯林文明本來並非與基督教文明勢成水火，中世紀歐洲尚籠罩於宗教戰爭的黑暗時，正是伊斯蘭文明保存了大量古希臘典籍，守護著西歐文明的濫觴。哪怕是在近代，穆斯林與西歐也有過親密往來：二次大戰後，歐洲百廢待興，唯獨缺乏勞動力，以支撐經濟重建活動，是故西德、法國、英國等，都大量引入來自土耳其、南歐、北非、南亞地區的穆斯林移民，用以填充本國勞動力。不可否認，這些勞動力是西歐戰後「黃金三十年」的功臣，然而，原先不少政府寄望他們一段時期後會返回故國，不想勞工很多選擇留下，甚至舉家定居。當歐洲經濟發展放緩，社會資源分配問題隨之突顯，在本地人眼中，穆斯林新移民就成了國民經濟的負擔。

在就業崗位和社會福利再分配之外，穆斯林社群在當代歐洲的尷尬，更與社會文化融合程度有關，而這個問題在以政教分離為立國之本、強調移民建立「共和國身份認同」的法國，表現得尤為突出，發生了諸如《查理週刊》慘案等大事。三井當時正在法國，目睹穆斯林女學生因信仰而蒙面紗上課的行為，不止一次成為全國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社群激辯的焦點。隨著法國政府立場日益強硬，「面紗禁令」、「罩袍禁令」等法例，愈發引起穆斯林社群反感。他們認為政府不尊重自己宗教信仰，同時又被法國人視作「不願歸化、缺乏法國身份認同」，二者之間的隔閡愈發深重。

當穆斯林移民及其後代始終與本土社會缺乏互相理解，他們往往選擇聚居城郊，與自己熟悉的穆斯林社群生活在一起。可是，這樣的社會生活環境，往往意味著穆斯林移民的後代自幼成長於經濟欠發達、教育質量欠佳的地帶，社會競爭力遜於本地人，在大城市難以立足，最終又返回城郊度日。法國本地社群則進一步抨擊穆斯林社群只顧「圍爐取暖」，拒絕融入本地社會，不能算是「真．歐洲人」。

長此以往，惡性循環的後果，即是歐洲的穆斯林移民後代長期壓抑心中空虛和不滿，一旦接觸到極端主義，暴力恐怖傾向就頃刻爆發。三井認為，上述穆斯林社群與本土社會互動的模式，在歐洲各國普遍存在，而如今從北歐到南歐，各地基督教社會都開始爆發對穆斯林移民的反感，極右政黨就蠢蠢欲動，試圖搶佔話語權，主張禁止、甚至驅逐穆斯林移民。

三井綜合出兩點教訓：一，歐洲不應將非伊斯蘭價值觀強加給穆斯林社群；二，歐洲政府不應以「文化多元」為幌子，漠視穆斯林社群發展落後的現實。這些論述往往知易行難，不僅涉及具體政策的落實，更要不同信仰者充分溝通、互相理解，在當下輿論生態中，無疑是奢求。

問題是，在宏觀歷史角度而言，完全拒絕穆斯林移民是極難做到的。中東地區常年戰亂，接納穆斯林難民本身，即是「大歐洲」人道主義理念的召喚，何況歐洲、以至全球基督教社會人口結構少子化、老齡化的大勢早已是定局，就算科技發達，也很難不依靠外勞填補不同工種的需求，這點作為日本人的三井，自己國家的少子化問題更嚴重，卻依然排斥新移民，以致經濟出現明顯結構性困局，自然感受更深。

書籍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