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貴大爆料，你不知道的王岐山》美國前財政部長：他是最有魅力、能安慰美國議員的中國人

我們決定第四次SED[編註]的主題為可持續經濟增長，2008年6月對話舉行之時，可以說這個主題是再合適不過了。油價飆升至138美元一桶，原油價格比前一年上漲了一倍。能源和化肥價格的上漲，再加上地方的乾旱，助推食品價格上漲，特別是主糧。而糧食短缺在一些貧困地區引發了嚴重的暴亂。價格上漲部分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對於稀缺自然資源更大的需求。中國經濟的成功使數億人擺脫了貧困。目前，中國的挑戰是在不影響國內穩定和不帶來全球災難的情況下，維持其發展。

[編註] 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是中國和美國兩國之間的定期高層對話機制。

我們在馬里蘭安納波利斯（Annapolis, Maryland）海軍學院召開第四次SED之際，美國正遭逢越來越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將吞噬整個金融界。已有許多著作描述了我們國家最近歷史上經歷的這個黑暗時期。但美國人卻不太知道，這場危機如何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態度和政策。危機暴露了中國對出口的過分依賴，也證實中國有必要將國內消費調整為經濟的主要需求。中國為了抵禦最嚴重的危機而採取的措施－－特別是大規模的財政支出計劃－－將停止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並留下呆帳這代價異常高昂的遺產；直到今天，中國仍為這樣的遺產所困擾。但中國可以扮演堅定、負責任的角色，協助我們應付越來越多的問題。但中美兩國關係的性質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因為美國面臨的麻煩使其體制的某些方面遭到質疑且喪失了信用；而美國的麻煩，卻增加了中國的自信。

在SED會議的一次休息時間，王岐山（編按：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把我拉到一旁。王岐山這時已經離開北京市長的位子，於三月接替吳儀擔任副總理，是SED中方的主席。他告訴我，美國的金融危機影響了他和中國黨內高層其他人對美國的看法。我終於徹底明白了中國態度的變化。

「漢克（編按：鮑爾森全名Henry M. Paulson），你是我的老師，可現在我在老師的領地審視你們的制度。我們還應該向你們學習嗎？我們拿不準。」

這場危機是令人沮喪的經歷，這也是最令人沮喪的時刻之一。

我跟王岐山認識已經15年了，一起在承受壓力的情況下密切合作過好多次。他是朋友，也可以推心置腹。他有魅力，而且樂觀，雖然有時候講話會很有策略，但他總的來說很直率，跟我不會講假話。我非常欣賞他這一點。他的看法誠懇生動，我一點也不覺得有冒犯我的地方。相反，這樣的看法來自一個30年致力於推動中國改革的人，只能讓我明白，中國發生這種變革的大環境變得異常艱難。西方金融危機讓反對中國開放資本市場的勢力更加強硬。

我回答：「我們犯了很多錯誤，但你們也可以從中吸取教訓。」我們的問題，我說，不該導致中國得出「中國不需要繼續發展開放和競爭性的市場」的結論。不管情況如何，我接著說，「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修補我們的市場，保護我們的經濟。」

但幾乎毫無疑問，我們的體制面臨巨大，且不斷增加的壓力。3月，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成了截至當時最大的受害者。貝爾斯登是抵押貸款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市場的超大型公司，隨著房地產危機的惡化，貝爾斯登失去了市場的信任，成了房貸危機的犧牲品。如果不是財政部、聯準會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聯手在3月中整整忙亂了一個週末，為其找到摩根大通這樣的買主、以及聯準會提供的財政援助，貝爾斯登就會徹底垮掉。

4月我在北京籌劃第四次SED時，親身感受到中國對金融危機的關切。胡錦濤、溫家寶和王岐山都向我提出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涉及美國的經濟、美國銀行的狀況，以及中國投資摩根士丹利和黑石公司的虧損情況。我向他們保證，美國的應對是及時的。聯準會向受到擠壓的市場提供流動資金；與此同時，我代表布希政府跟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協商1千5百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這些錢很快就會到消費者的手裡。我特別提到，許多預測家預期經濟會在後半年反彈。

然而我說的這一切多離譜啊！

我們與中國之間的交流非常坦誠，中國人對此很感激。貝爾斯登救援之後，美國財政部的高級顧問尼爾．喀什卡拉（Neel Kashkari）率先和中國財政部的官員通了電話。隨著危機在其後幾個月的加劇，我們增加了接觸的頻率和深度。由SED培育起來的廣泛和不斷的交流，再加上我與王岐山和周小川之間的長期關係，在幫助美國於如此艱難時期管控好與中國的關係上，體現出了巨大的價值。中國當時是美國政府債券市場第二大外國投資者。

在4月訪問期間，我告訴中方，美國財政部高度警惕，以防發生更多問題。當然，事實證明，我們提高警惕是對的，因為一家接一家的金融機構感受到了投資者的憤怒，他們為不良資產憂心、為弱資產負債表感到擔心、銀行之間不願意相互拆借，也讓他們擔心。我強調，需要給華爾街和執行長更多資本和更多流動性緩衝，在2008年春天和夏天，我就不斷地鼓勵雷曼兄弟的執行長理查德．福爾德（Richard Fuld）提前為公司做好準備，應對艱難時刻。我提議他尋找財富實力很強的戰略投資者，或者乾脆找一個併購對象。

壞消息不斷叠加。隨著美國股票價格從2007年10月的紀錄高點一路下跌，經濟持續衰退，失業率攀升。6月失業率達到5.6％，比上一年整整上升一個百分點。儘管聯邦刺激計劃的支票到了美國公民的手上，但他們仍然不能支付更昂貴的汽油。

在總統大選的預選階段，對中國的抨擊變得更激烈。5月，民主黨總統競選對手希拉蕊．柯林頓和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參議員支持立法，對中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作為對中國操縱匯率的回應。我與美國財政部的中國和SED特使艾倫．霍爾默一起，在國會待了好幾個小時，試圖阻止這種機械反應式的保護主義。我們指出已經在貨幣價值上取得進步，從2005年7月以來，人民幣已經升值14％。我們特別提到，SED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果，從開放領空的協議到產品安全性的提高。我們指出，如果美國以制裁措施轉向，我們的風險是可能失去這些成果。

王岐山在六月抵達美國之前，我提醒他，比起前一個春天吳儀來訪的時候，國會的氣氛更陰暗、更不穩定。如果民主黨助推反華法案，共和黨一定不會投反對票。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引發一連串的問題。」我警告說。

但我仍然認為，如果中國有人有足夠魅力，能安慰那些被激怒的議員，那麼非王岐山副總理莫屬。王岐山與吳儀的不同，就像陰和陽的不同。吳儀是一個堅韌的談判者，不會偏離爭論點，也不會忘記需要傳遞的訊息。王岐山同樣堅定地堅守自己國家的立場，但他採用的方式卻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很巧妙，富有智慧，但又有一種冷幽默感，使他的方式不至讓人不能接受。他是一個真正為人民著想的人，不排斥幾乎所有的會議。被問到非常刁鑽的問題時，他喜歡把問題答覆得像問題本身一樣不同凡響。

王岐山約定要會見國會山莊的領導層，但我也邀請了幾位參議員和幾位眾議員在財政部的現金廳（Cash Room）會晤中國新的SED領導團隊，共用早餐。這個有金邊裝飾、宮殿風格的大廳位於財政部的二樓。美國政府曾在這裡進行贖回金銀流通券這樣的金融業務，還在這裡從財政部的金庫為地方商業銀行提供錢幣和紙幣。七位立法者參加了這次會面，他們是參議員諾曼．科爾曼（Norm Coleman，來自明尼蘇達的共和黨人），參議員瑪麗亞．坎特威爾（Maria Cantwell，來自華盛頓州的民主黨人），眾議院議員桑迪．列文（Sandy Levin，來自密西根州的民主黨人），和眾議院議員唐．曼祖羅（Don Manzullo，來自伊利諾州的共和黨人）。他們其中的一位，一度就中國不致力於遏止氣候變化向王岐山發起挑戰。

王岐山巡視了一會兒桌子，好像在思考自己的答覆，或者好像在看周圍的人是否注意力夠集中能夠跟上他。然後，他開始自己的長篇大論，他談到經濟，談到社會政策，談到個人責任。他指出，中國雖然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依然是個貧窮的國家；人均GDP世界排名第125位－－在納米比亞（Namibia）之後。這是中國人談話愛使用的論點之一，但王岐山表述的方式卻不是人們所熟悉的那樣。

一方面，他強調，美國一些人批評中國浪費資源、破壞環境，使全球暖化加劇。另一方面，許多人宣稱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太便宜，對美國造成了傷害，他們要求中國調整經濟，鼓勵更多的國內消費。

中國如何既擴大消費，又維持發展的可持續性呢？

「現在我們在這，」他說，「一個炎熱的夏日，但你們辦公室裡卻很涼快，因為你們開著空調。在冬天你們又有了暖氣。你們在有空調的體育館鍛鍊身體，然後洗個熱水澡，然後進了有空調的汽車。這就是美國！在中國，我們不是這樣生活的。我們過不起這樣的生活。我告訴我的同事：用個人行為保護生態，要鍛煉，騎自行車上下班。」

一場精彩的秀。本來是一場問答會，卻變成了一場精彩的專題演講，提出了中國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兩難，但卻絲毫沒有表現出那種出自本能的防禦姿態，而這種防禦式的辯解經常歪曲和弱化中國方面的論點。我知道，王岐山作為一個改革者和環境保護主義者（他與我都任職於大自然保護協會的亞太理事會），致力於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指出中國固有的困難時，與其說他在給美國的立法者上課，不如說他在向他們闡釋一個棘手的問題。幾個月前，我們在北京討論SED的能源與環境保護項目時，他就是這樣對我說的。

「世界上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十幾億中國人像西方人一樣生活，」他指出，「我們必須尋找一種新的模式。」

坦白說，我認為他是對的。在他說的時候，我想起有年2月在中南海的會見，我看到朱鎔基褲管邊緣露出了裡面的秋褲－－這種禦寒的方式，我們養尊處優的領導者是絕對不會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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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深深傷害了房地美和房利美。這兩家政府資助的企業，擁有或提供擔保的抵押貸款高達4.4兆美元，其中包括大量的次級貸款。他們極度膨脹、資金不足，而且管理極差，從政治意義上又幾乎動不得。由於這兩家公司是政府成立的，又由政府制約，許多投資者就假定他們的證券完全由美國政府信譽所支撐。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房地美和房利美是由持股人擁有的私有公司。但他們被認為擁有政府的支持，使他們獲得了廉價的資金，導致他們承擔了巨大的風險。我入主財政部，決心改革這種無法維持的商業模式。這種模式使利潤私有化，但卻使風險社會化。但立法者拒絕改變，這兩家公司給自己披上了「擁有自己家園的美國夢」的外衣，過了公關和游說的關口。

到了7月初，兩房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但我們得保證這兩家公司在不引發全面金融恐慌的情況下，度過抵押貸款危機，因為這種恐慌很快就會蔓延到全世界。這兩家國家資助的公司，許多最大的投資者都是外國的中央銀行。在兩房已發行的5.4兆美元證券中，由外國人持有的達1.7兆美元。

7月7日，兩房需要高達750億美元資本的推測，導致投資者逃離股市。
7月9日，股票再度下跌。為了穩定市場，
7月13日我站在財政部外，宣布我將要求國會給予我臨時危機處置權，增加財政部給予兩房信貸的上限，並允許我們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購買由政府支持之企業的股份。

兩天後，我在國會的處境非常艱難，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成員就我向國會的請求，對我進行嚴厲的質詢。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回答問題：讓充滿疑慮的立法者們相信，兩房的形勢非常危急，若不希望投資者因為這些機構的脆弱不堪而恐慌，政府必須出手干涉。

國會最終在7月30日授予財政部18個月的危機處置權。8月的第一週，兩房宣布了更糟糕的第二季度財務狀況。兩家公司加在一起，損失了30多億美元。和外國投資者的電話變得更頻繁和更緊迫。

我決定我們必須盡可能坦率地解釋所發生的一切。大衛．洛文杰（David Loevinger），美國財政部駐北京大使館金融事務參事暨財政部駐中國高級代表，與財政部的人員每週多次召開電話會議－－有時和聯準會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一起－－向中國官員通報最新的情況。中國人問了非常尖銳的問題，主要關注如何保護他們的資產。我們如何確保他們沒有風險？中國人向我們保證，他們不會減持，但他們也只有看到別的國家再買的時候，才會再出手。

8月7日，我與家人飛到北京參加奧運會，這是我一年前做出的承諾。幸運的是，在監管者評估房地美和房利美的金融狀況時，正好有一個空檔。雖然我腦子裡更多想的是國內的危機，而且還有幾場官方會晤，但從技術上來說，這是我和溫蒂的一次休假，還有我們的孩子梅里特（Merritt）、阿曼達以及他們的家庭。我不是總統代表團的成員。

當我們抵達下榻的北京朝陽威斯汀酒店，我們發現他們給我和溫蒂一個大套間，而阿曼達、她的丈夫喬希（Josh），還有我們14個月大的孫女薇拉（Willa），卻被安排在一個小一點的房間。經溫蒂建議，我們決定換一下房間，讓孩子們有更多空間。但酒店前台卻非常驚訝。一開始我不明白，為何為了這事大驚小怪，後來我明白了。我本來是在休假，但中方認為還像以往一樣是公差，因此我們的房間毫無疑問地裝有監聽設備。我們一換房間，就來不及給我住的房間安裝監聽設備了，因為我的特勤隊總有人在站崗。想到中國人監聽阿曼達為薇拉讀《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我和溫蒂就不由得一陣大笑。

在北京時，我得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我聽說俄羅斯官員接近了中國的最高層，提出建議，中國和俄羅斯不妨聯手減持美國政府資助企業的證券，迫使美國政府使用危機處置權支持這些公司。我不知道俄羅斯人提這樣的建議在多大程度上是認真的。這樣做會對政府資助企業構成傷害，也會殃及資本市場。

但想到他們也許是在試探我們，結果讓我更無法入睡，也更不安了。中國人拒絕這樣做，表示決心與我們政府合作，在整個危機過程中，保持他們持有的美國證券。這是讓人敬重的。

我8月15日返回美國，危機全面爆發。那個週末，一篇文章的標題是〈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最後時刻〉，《巴隆周刊》（Barron’s）預測，美國政府會接手這兩家政府支持的企業，清掉普通股東。兩房的股票隨之在週一跌到十八年來的最低點。這篇報導有先見之明。聯準會和美國貨幣監理署檢查員，在第三方顧問的協助下，在這兩家公司的帳本上發現了大量尚未被發現的損失和不良資產。沒有了進入市場的管道，這兩家公司註定完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接管它們。這是幾個星期以前我沒有料到的。

週六，9月6日，我採取了令人非常不快、但又必要的措施，接管了房地美和房利美，更換它們的執行長，把這兩家公司置於美國聯邦住宅金融局（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的接管之下。政府為兩家公司各自投入1千億美元，填補資本虧空。財政部為這兩家公司成立了新的有擔保的借貸機構。這樣的救助將使普通股股東損失慘重，但債券的持有者會得到保護。

那天晚些時候，我給周小川和王岐山打了電話，詳細解釋了我們的決定。從危機一開始，我們就決定對任何問題都坦誠相告。他們也信任我們，而且在令人憂慮的時候，幫助我們穩定了市場。

「我想我們已經把火撲滅了，」我對王岐山說，「人們應該不會再感到恐慌了。」

他向我保證，中國會繼續持有他們持有的債券和證券，並向我祝賀我們採取的行動，但是他提醒我：「我知道你覺得這會解決你們所有的問題，但恐怕事情還沒有結束。」

在我說話的時候，我在想，從十年前，我跟王岐山的角色有了多麼大的逆轉。十年前廣東粵海集團擱淺，就像今天美國政府資助企業一樣，雖然規模要小一些，粵海集團採取了不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在這種模式之下，投資者認為這些企業有政府的保證，但實際上沒有。

「你們的投資不會出問題。」我告訴王岐山。

讓我不安的是，我們接管了房地美和房利美之後，市場形勢進一步的惡化。由於無法找到新的資本和戰略夥伴，雷曼兄弟的形勢急劇惡化，因為緊張的投資者切斷了與這個陷入險境的機構的所有交易。最後，在紐約召開的、由世界一流投資銀行參加的緊急會議也沒有找到解救辦法；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可追溯至1847年的銀行申請破產。我們雖然做了努力，但找不到買主或者資本合作夥伴，我們也找不到理由，允許利用政府的權威，解救這家無清償能力的投資銀行。在同一個週末，我們得知，另一家主要投資銀行美林也步履蹣跚。更糟糕的是，保險巨頭AIG也陷入了困境，與不良抵押貸款投資相關的信用違約掉期把這家公司拖垮了。

雷曼兄弟垮掉幾乎造成大恐慌。金融股，以AIG為首，在9月15日星期一大跌。（幸運的是，美國銀行同意收購美林，避免了一場比雷曼兄弟更大的災難。）籌資管道開始枯竭，為銀行和大公司帶來巨大的麻煩。主要工業公司，諸如寶潔（Procter & Gamble）和可口可樂（Coca-Cola）在出售商業票據方面遇到了麻煩。貨幣基金經常購買商業票據，以賺取一些額外的收益。與政府債券相比，商業票據對許多公司來說，是非常關鍵的短期融資來源。

隨著更大金融災難的來臨，一連串不間斷的爆炸不斷發生。9月16日，我們得知AIG當天需要850億美元的聯邦儲備貸款，以避免其破產。雷曼兄弟的資產在倫敦被凍結，結果導致對沖基金甚至撤出與明顯沒問題的投資銀行的生意。被激怒的約翰．麥克（John Mack）打電話給我說，空頭在襲擊摩根士丹利。麥克在那裡擔任董事長和執行長。受尊重的公司品牌和可靠的資產負債表，已經遠遠不夠了。麥克急切地需要為他的公司籌資，按照邏輯，他想到了中國投資公司。這家公司掌管部分中國的外匯儲備，在2007年12月購買了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在那之前，這家華爾街公司發布了其有史以來第一次虧損。約翰知道我跟王岐山關係很近，問我能否跟王岐山說說，讓中國增加對摩根士丹利的投資。

「我們得到的所有跡象表明，他們需要你的一些保證和鼓勵。」這位摩根士丹利的執行長說。

我答應盡我所能。

那天晚上，我跟王岐山通電話。1990年代，摩根士丹利和中國建設銀行合資成立了一家投資銀行，在這個問題上王岐山跟約翰．麥克有分歧；但在這之後，兩人成了好朋友。王岐山對約翰．麥克評價很高。但友誼僅此而已。我在談話的時候說，中國方面好像投資摩根士丹利的熱情不像麥克希望的那麼高。

摩根士丹利最終找到一家日本公司作為夥伴，三菱日聯金融集團經過美國財政部的鼓勵和保證，決定投資。我當然不能抱怨中方放棄了一個好的投資項目，畢竟他們剛剛遭受損失。儘管報導金融危機的標題很嚇人，市場的下跌也很驚悚，有一些主要機構也倒閉了，但總體而言，中國領導人給予很大的支持。

正如我所言，堅持不改道對中國是有利的。雖然有些驚慌，但他們表現得很堅定－－正如他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表現的那樣，而在那次危機中，中國所在的地區處在崩潰的邊緣。現在，美國和歐洲步履蹣跚。

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向布希總統建議，召集一次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英國政府會公布了一項8千7百50億美元的銀行救助計劃。在政府內部，我們就這個峰會是否有好處進行了辯論。

雖然我擔心這樣的峰會會導致政治上的喧鬧，從而使市場更不穩定，但我們需要用全球性辦法解決全球性問題。所以我主張在美國11月4日大選之後盡快舉行這次會議。

我力主邀請二十國集團首腦，總統的許多顧問也主張這樣做。

我們知道有一點點遭到拒絕的風險－－中方仍然在為美國決定向台灣出售60億美元的軍火而感到不快－－但我們在24小時之內，就從胡錦濤主席那裡得到肯定的答覆，而且很熱情。中國領導人一定意識到，這次緊急會晤是一個絕佳的表現機會，展示中國作為國際大國的新形象。有中國與美國站在一起，布希總統決定召開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

經過反反覆覆的折騰，二十國領導人峰會決定11月14日至15日於華盛頓召開。

中國也開始感受到危機所帶來的疼痛，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大幅下跌，出口和投資增長下滑。11月9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抵達華盛頓的兩週前，中國政府宣布了5千8百60億美元的，為期兩年的刺激計劃，主要是建設基礎設施。這是這個國家曾實施過的最龐大的計劃。政府還在第二年放鬆信貸，鼓勵國有銀行超過一兆美元的借貸行動。多麼諷刺啊，我想：就是這些銀行，五年前由於他們自身的疲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經濟，而現在則出手把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拉出陰溝。

11月26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聚集在華盛頓國家建築博物館的大會堂，這個巨大的空間有高聳的柯林斯式圓柱，原本是設計用來作為內戰老兵撫恤局的辦公地。一個巨大的方桌擺放在廳裡，用來接待這個大團體。我審視房間，從示意圖發現，空間布置的變化，更適合接待這樣大的團隊。與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德國總理安琪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以及意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這些歐洲領導人在一起的，還有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和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

正如胡錦濤急切要參加這個峰會所展示的，中國正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參與者。這不是我原先設想的場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崛起，卻是由於美國和歐洲所引發的全球金融災難－－但全球經濟穩定也關係到中國的經濟。但我很高興看到，中國人在重建信心方面正在發揮領導作用。

整個會議期間，中國幾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現得很通融，但有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們不想在最後的公報裡使用「不平衡」（imblances）這個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指中國儲蓄過高與美國借債過多。

這是多年的一個棘手問題。把「不平衡」說成是導致危機的金融過度（Financial excess）之原因，對於中方就等於說：我們作孽，讓中國人背黑鍋。我一直認為，不平衡是雙方面的：美國的高額債務和低儲蓄是全球經濟處於危難境地的原因，但中國的過度儲蓄也脫不了關係。可是中國人對任何批評的暗示都很敏感。王岐山告誡我，公開講中國的不平衡與金融危機有任何聯繫，要小心。

「如果你們這麼說，就好像在指責我們，」他說，「可是我們並沒有指責你們。」

在二十國峰會上，我一直擔心，應對金融危機的努力有可能由於保護主義和相互指責而無法取得成效。但我大錯特錯。已開發國家為他們導致目前災難的過錯道了歉，而那些較小的經濟體非但沒有指責西方不受任何約束的金融體系，反而對過度反應感到擔憂。所有國家都拒絕保護主義，一致認為，只有堅持自由市場原則，改革才可能成功。集團發布的公報申明：二十個國家將實施改革，以加強國際金融體系，特別強調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二十國集團峰會的三週後，12月初，我飛抵北京，參加我主持的最後一次SED。2009年7月SED再開會時，新當選的總統巴拉克．歐巴馬的新團隊將到位了。美國政府的更迭，確實是美國民主的一個奇蹟。這個更迭正在進行中，但市場仍然緊張，我們仍然在與未緩和的一系列危機鬥爭。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在崩潰的邊緣搖搖欲墜（要求政府從TARP基金中撥款救助）。11月底，我們不得不採用資本注入和提供擔保的辦法，救助美國銀行巨頭花旗銀行。花旗是美國最大的銀行，擁有2兆美元的資產－－另外還有1.2兆美元的資產負債表外資產，其中一半跟抵押貸款有關聯。在不良資產和投機侵蝕下，花旗開始撐不住了。我們被迫採取行動，阻止其倒閉。花旗垮掉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考慮到這些接連不斷的棘手問題，副總統迪克．錢尼（Dick Cheney）建議我留在國內。「總統要靠你保護我們的金融體系和經濟。」他對我說。當時我們經濟團隊跟布希總統參加每週一次的星期三午餐會。「這等於是在戰時離開這個國家。」

我爭辯說，如果我不去，形勢會看起來更糟。市場一定會把我取消行程看作一種跡象，表明美國的形勢真的是災難性的。「如果我不去北京，或者我叫停SED，每個人都會真正地認為，我們陷入巨大麻煩了。」我說。

第五次SED讓我深深地認識到兩年半努力的價值。因為我們一直辛勤為之工作的議題終於有了結果：美國確認歡迎來自中國的投資。我們強調了外國直接投資與高收入的美國工作之間的聯繫。我們不想讓任何人認為：我們努力向中國人－－或者向任何人－－以大火之後受損財產的價格，出售珍貴的美國資產。我們的分析顯示，外國投資幫助創造了五百萬個美國的就業機會。而這些工作的薪水平均比現行全國的工資水平高30％。

在第五次SED，我們還簽署了生態夥伴協議，作為十年框架的一部分，保證地方機構合作應對環境問題。我們組織技術培訓來推動食品和產品安全，我們加強共同應對危機的能力。透過這些活動，我們為過去SED取得的成就錦上添花。對於那些批評SED的人，一些成就－－從增加訪美中國遊客的數量和方便他們的行程，到同意共同打擊非法砍伐－－似乎顯得不那麼引人注目。但是類似這樣的成就數以百計，它們加起來就構成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如果沒有SED，這些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我把每一項成就看作是我們在建的一座結實的建築上的一塊磚，這座建築將能夠經受未來緊張局勢和危機的風暴。

在我擔任財政部長最初的幾天，我們擬出了SED的計劃，計劃有三個重要目標：推進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使市場改革在中國得以實現，鼓勵中國崛起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全球公民。現在我們與中國的經濟關係的基礎更堅實，雙方為取得環境更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所進行的共同努力，有力地支撐著這種關係。我們還沒有完成我們想要的市場改革－－在我寫這些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取消對外資投資其金融機構的限制，雖然我相信我們在這個領域的工作會取得成果－－但是我們為美國公司在中國的運轉贏得了更大的空間，並且讓人民幣更加堅挺，同時美國也沒有動用具有破壞性的貿易保護主義立法。最終，提高了二十國集團的地位，為中國在支持這個經濟體系方面，提供了一個發揮負責任的領導作用的機會。

而中國也從這個經濟體系中獲益匪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希望，他們會學會這樣做，因為他們致力於解決問題，對全球的穩定非常重要。

還是個年輕的投資銀行家時，我就學到，成功的關鍵在於培育關係，培養你和客戶之間的關係，你的公司與他的或者她的公司的關係。作為財政部長，我努力建立持久的關係，這次是國家間的關係。人來人往－－我不久就會卸任財政部長的職務，中國的領導層也會發生變化。但是，我們用SED為兩國關係建立了一個論壇，這個論壇在我們之後仍然會繼續發揮作用。歐巴馬政府接受了SED這種方式，並把它拓展到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的領域，把這個機制更名為S&ED（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2014年11月，在十年框架平台的基礎上，美國和中國達成了一項突破性的協議，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加強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我的夢想終於得以實現。

還是個年輕的投資銀行家時，我也學會了一些其他東西：從不把「不」當作答覆。你第一次幾乎不可能得到你所要的，特別是在新客戶那裡。你得努力理解他們的需求，設計你的建議，訴諸他們的最高利益。然後，你得堅持努力，堅持要同一樣東西。只要花了足夠的時間和足夠的努力，回答也許就會變成「是」。我當然在中國使用了這樣的做法。在要求中國方面開放市場或升值人民幣時，我有多少次聽到「不」，「還沒有」或者「不會這樣快」？即使我們沒有得到所要的答覆，我們也設法把門撬得更開一些，下一次，我們再推開一點。在一個許多人都在許多問題上出謀劃策的國度，我們至少幫助他們為改變形成共識。

美國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在正式與胡錦濤會面之後，我與胡錦濤單獨在一起會談。這已成為一種慣例。

在人民大會堂精心布置的會議室後面一個帶屏風的地方，中國國家領導人與我並排坐在一個帶墊子的長凳上。我告訴他，我持續關注著美國經濟的麻煩。我提醒他說，新一屆美國政府會有一段探路時間，不要在短時間內期望過高。

「美國仍然有很強烈的反華情緒。」我強調，也提醒他，如果中國停止或放慢改革，中美關係會遭受挫折。我對他說，應該繼續致力於他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表現出來的、與世界的那種交往。

這是我對中國主席最後的正式忠告。他對我這個財長最後說的話意在讓我放心。

「我們走得也許不會像你期待的那麼快，」他說，「但我們會一直向前走。改革的進程是不會逆轉的。」

我當然希望如此。正像我離開高盛一樣，我很快也將離開美國政府。我還沒想好接下來做什麼，但我知道，我會繼續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敦促我的朋友們，加速他們的改革。原因很簡單，改革對中國有好處，對美國有好處，對世界也有好處。

書籍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