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3人就有1人領22K，90%的人根本存不了錢！地獄韓國，新總統文在寅救得起？

人均所得比台灣高1.4倍，大學生起薪比台灣高兩倍，幾乎每年都調薪5％....這樣的韓國，每3人中就有一人相當於在台灣領22K，90%的人根本存不了錢。韓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高起薪、高所得都無法挽救的貧窮世代！？

頂尖大學生畢業起薪7萬台幣、一般大學生畢業起薪5萬台幣、基本工資3.7萬台幣，這樣的韓國，為什麼會被年輕世代稱為「憤怒韓國」？

因為，在韓國，經濟成長的果實往往由財團獨享，甚至被財團掠奪。

1990年到2014年，韓國的國民所得當中，家庭所得占比下降8％，企業所得占比則上升8％。換句話說，企業賺了比較多的錢──包括應該要分配給員工的薪資與分紅，也被企業「賺走了」。

當加薪、調薪都無助於脫貧……

在韓國，自2008年開始，時薪幾乎每年都調薪5％，2016年開始，韓國的基本工資高達3.7萬台幣。但90%的人都無法存錢，30％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這告訴我們什麼？

這告訴我們，在韓國，「薪資」就是你全部的所得，與財產。

換句話說，韓國花了20年，驗證湯瑪斯‧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提到的──即便經濟成長傲視亞洲，即便政府年年調漲時薪、基本薪資，但只要家庭或個人受困於支出而無法累積資本，無法擺脫靠薪資、收入度日，則階級世襲便永遠持續。富者越富，貧者恆貧，便會是韓國可見的未來。

當「把財團的未來當作是國家的未來」…

在韓國，財團只提供4%的工作機會，卻取走60%的獲利。勞工與中產階級幾乎完全無法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問題的癥結在韓國從總統到部分國民都「把財團的未來當作是韓國的未來」。

也因為如此，李明博政府減少政府所得，為財團減稅；一度以「重新分配」、「經濟民主化」為口號的朴槿惠政府，提出應該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財團則不在討論範圍內。韓國政府年年調薪，但從不解決勞工惡劣的勞動條件問題。種種獨厚財團的做法，究其根本其實就是害怕「財團垮，韓國跟著垮」。

為何變得不平等?

經濟性貧富差距可以分為 「所得」的差距和 「資產」的差距。以往有關貧富差距的討論把這兩者的差異忽略，甚至混淆了；大部分民眾關心的是資產的差距，也就是財富累積上的差距。

理論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可以創造利潤，這些利潤又成為新的資本，也就是家底越雄厚的人，立足點本就比家境小康的人有利。所以資產上的貧富差距就會成為所得上貧富差距惡化的主要原因。而且，在大多數國家中，資產貧富差距比所得貧富差距更嚴重，所以資產貧富差距導致所得貧富差距拉大是很普遍的現象。韓國的狀況則不一樣。韓國也如同其他國家，資產貧富差距比所得貧富差距嚴重；但目前在韓國，資產貧富差距並不是造成所得貧富差距的主因。

在韓國，因為差距過大而使大多數國民承受痛苦的，不是既有的資產，而是「收入金額」的差距，也就是「所得差距」造成的。造成所得差距的根本原因，則是雇傭關係不平等；有關韓國貧富差距的討論都忽略了這一點。

社會大眾聽到「不平等」這個詞彙，通常會直接聯想到 「貧富差距」。把貧富差距想成豪門和窮人的距離，實際上就是依據「擁有多少財產」的差異而斷定的。 但是，多數人的生活品質是由「收入金額」決定的，而不是由既有財產決定的。因為資產的差距造成收入的差距時，資產的差距才有了意義，也就是所謂「財產創造所得」，而財產多寡影響收入多寡，且造成極大差距時，貧富差距就會變成關注話題。而韓國的收入差距並不是資產差距造成的，而是薪資差距造成的；因此，要研究韓國貧富差距形成的原因，並找出因應措施，就需要把關注焦點放在國民薪資所得的差距上。

在韓國社會中，勞工薪資所得佔所有國民所得的90%以上；但是家庭資產價值平均起來，則不到薪資所得價值的1%。甚至在前10%的高所得階級中，資產淨值較高的家庭資產所創造的利潤也佔不到5%。將家庭資產透過利息、租金、分紅等方法所收到的獲益並不足以造成所得上的貧富差距，造成所得貧富差距的原因是勞動所得，也就是勞工薪資。

當然，約1%或0.1%的高所得階級中，有人以家庭資產創造了超高收入，但他們是極少數的特例，多數的家庭所擁有的資產，大部分是無法創造新利潤的自有住宅，因此，即便擁有房產，對提昇家庭所得也沒什麼幫助。所以，在韓國，資產上的差距不是造成所得差距的主因。對絕大多數韓國人來說，薪資收入的巨大落差造成了貧富差距，導致社會上中產階級減少，低所得階級和低收入勞工則逐漸增加。

如果說薪資收入的落差就是造成所得貧富差距的原因，那麼就要想一想：為什麼會出現薪資差距？只有這樣才能找出怎樣修正貧富差距的答案。薪資差距擴大的理由是雇傭關係不平等，以及企業勢力之間的不均衡。在企業中，正職員工和約聘人員、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的薪資差距日益擴大，這就是讓所得差距逐漸擴大，進而影響貧富差距惡化的絕對原因。

在韓國，約聘人員的薪資不及正職員工的一半。雖然，勞動法中明確規定，受雇2年後可以轉為正職員工，實際情況卻是10名約聘人員當中能順利轉任正職的，只有2名。

所以，接受約聘不是轉為正職的捷徑，而是無法逃脫的陷阱。

90年代初期還沒有約聘的概念，與約聘相關的統計數據並不存在。因為約聘是金融危機之後才出現的新式雇傭形態，企業不但可以用較低的薪資引進约聘人员，也將「約聘」當做隨意解聘的手段。在金融危機時，因為生活所逼而甘願接受不穩定的雇傭形式、偏低的薪資這兩種不公平條件的約聘人員，依政府統計每三名中就有一名；依勞動部調查則是每兩名中就有一名。

就因為這樣的不平等的雇傭結構，在韓國，在同一家公司工作1年不到就必須換工作的勞動者每三名中就有一名。這種極度不穩定的雇傭形式，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中是非常少見的。不平等的雇傭關係是造成韓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而造成這樣的結果，罪魁禍首就是那些資產雄厚的大企業。

韓國的中小企業給員工的薪資，只有大企業支付給員工薪資的60%。中小企業和大企業之間的薪資落差不是一開始就這麼懸殊的。80年代，韓國中小企業的支薪額度幾乎與大企業相同，能達到大企業的97%；但是過去30幾年之中，差距持續擴大。中小企業和大企業的支薪差距變大，但在中小企業工作的勞動者則大幅增加。80年代，韓國在中小企業工作的勞動者占所有勞動者的53%；西元2014年則占所有勞動者的81%。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的韓國國民在薪資降低的中小企業工作，所以薪資所得上的貧富差距加速惡化是必然的結果。

在韓國，約有50萬家大小企業。所有企業的銷售額中，屬於財團的前100大企業銷售額所占的比例是29%，所有中小企業的銷售額則占 35%。這些前100大企業僱用的勞動者只占所有勞動者的4%，中小企業則占了72%；更加嚴重失衡的是純利潤。前100大企業佔據了韓國所有企業經營純利潤的60%，中小企業則只占35% 。

而作為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合作協商頂點的超大企業，不但沒有創造出更多的雇傭機會，反而獨佔了所有利益。因此，承擔大部分雇傭責任的中小企業就無法支付合理的薪資，艱難地經營著。這造成承包第二手人力資源的外包協力廠商之中，薪資結構僅能達到大企業薪資結構的3分之1，而承包第三手人力資源的外包協力廠商，薪資結構更只剩下大企業薪資結構的4分之1，這是多麼巨大的薪資差距啊！任何現行的經濟理論都不能說明處在相同生產鏈下的承包商和協力廠商之間為什麼產生如此嚴重的薪資差距，未創造雇傭關係的大企業卻獨佔了絕大部份的純利潤。這種極不均衡的企業生態是由大企業市場外在操作的因素所導致的，並非公平的市場競爭結果。

在韓國，所得方面的不平等是由勞動所得差距過大而產生的，並非由既有財產所得產生。在這裡要再一次強調，造成韓國貧富差距的真正原因，是正職人員和約聘人員之間薪資收入的不平等；以及大企業和中小企業、承包商和協力廠商之間勢力失衡造成的。然而現有的討論卻都把焦點定調在利息或分紅等，由既有財產而生的獲利差距上。

不只財經界，連應該站在勞工立場的勞動部官員，也並不關心承受著低薪和不穩定工作的約聘人員與中小企業的員工。部分積極的改革派官員不但對最應該為貧富差距負起責任的財團種種不公正、不合法的狀態視而不見，反而把財團吹捧為韓國未來的經濟命脈，我的想法與這些論點不同。

簡而言之，造成韓國貧富差距的原因，與其說是既有財產的差距，不如說是薪資所得差異太大。而薪資的差距要在雇傭關係不平等和企業勢力的不均衡中找出答案，這兩件事的責任必須歸咎到財團和大企業，這就是我想在本書中討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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