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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服務的學校跟所有台灣的大學一樣,編輯了一本所謂的「教師手冊」,手冊規定了教職員的義務與權利,我最近決定來翻閱一下。
手冊明文規定,每個教師一個學期要教幾堂課、為學校做多少服務、幾年內必須達到升標準等⋯⋯員工義務,每一條都是「本校教職員應該...」這樣的祈使句。「好吧,雇主說明清楚雇員應該要做什麼事,釐清員工應盡的義務,這也是應該的。」我心裡想。
在一個正常的雇傭關係中,彼此簽了合約,合約各個條列都很清楚,透過白紙黑字,避免未來可能發生的糾紛,兩邊在合約之下有權利也有義務,雇主既然落落長的規定了雇員的義務,應該也會相對保障員工的權利。只不過,教師手冊通篇讀完,我只看到了我的義務,並沒有看到雇主該為員工做哪些事情來保障員工,也沒有看到雇主的義務。
在大學教書已經算是很有保障的工作了,起碼我的雇主願意在教師手冊中說明清楚員工的責任,同時也定義了什麼事情不是員工的責任,跟台灣一般勞雇市場的條件相比,已經算是保障一半了。雖然在教師手冊中,我並沒有看到雇主對員工的承諾,但幸好我的主管團隊都很有遠見,也願意為員工多著想,爭取福利,像是爭取資源,讓老師在教學與研究方面更有發揮,也盡量讓員工維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如何提供一個可以吸引學者的工作環境等等。
不過,並非所有台灣的雇主都這麼優質,許多台灣雇主不願意明列員工義務,但要求雇員為了公司付出許多,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不景氣時還會搬出「共體時艱」這一招。當然對員工有要求是必然的,畢竟企業主不是慈善家,但是雇主有思考過員工的權益嗎?
台灣受薪階級的薪水,已多年沒有隨通貨膨脹比例調整,企業想方設法砍加班費、行工時超長的責任制,以至於,我還沒聽說過哪對年輕的父母可以天天準時接小孩下課的,更不用說昂貴的幼稚園托育與保姆費,許多家長因此辭職在家顧小孩,免得把薪水白白交給幼稚園,又沒陪伴到孩子。這些情況都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台灣的雇主要求雇員給公司承諾,但是並沒有想到自己也要給雇員承諾,才可以維持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與社會發展。
我荷蘭的朋友描述他們上班的情況,通常會有一個印象:雇主為了要留住人才,會盡可能為員工著想,製造一個讓員工開心的環境。我許多朋友都會跟公司協調一個「個人發展計畫」,雇主會跟員工一起思考未來想要精進的領域,雇主扮演的角色,便是提供自我實現這樣學習環境,員工個人能力提升後,自然可以為公司帶來更多利潤。
當然,我也無意過度美化荷蘭雇主,荷蘭人精打細算國際聞名,雇主當然也會想方設法把員工榨乾,加班起來也是沒日沒夜的,但和台灣雇主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台灣老闆常常有把員工「用完就丟」的心態,「反正你不做,還有很多人要搶著做這份工作」,但是荷蘭的雇主比較會把員工的成長納入考量。
這幾年,台灣企業開始積極的負起社會責任,發起愛心捐款或成立基金會這種公益活動,但是,真的能對國家有所貢獻的,而是為那些在公司賣命、而無力成家的員工多想一點;而台灣政府在催生之餘,應該追根究柢的探討低生育率的主因,若是可以提高薪水跟縮短工時,生育率一定會很快提升的,社會又有更多優質的勞動力跟人才,企業才有更多人才可以網羅,長遠來看民間跟國家都會更有競爭力。
韋岱思,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系博士,在荷蘭出生長大,唸大學時因為想多了解東亞來到台灣學習中文。2010年變成阿兜仔女婿,2014年升格成為荷蘭爸爸。
很享受觀察女兒長大的過程,把女兒的學習進度視為自己人生最大的成就。不過,過程中發現荷蘭與台灣育兒文化大大不同,開始反省自己的文化,也在思索台灣的教養方式。透過寫作紀錄女兒的成長故事並分享兩個文化之間的教養經驗。在2017年出版「荷蘭爸爸的教養真心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