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含恨自殺，女兒一生不能原諒「搞政治的父親」...白色恐怖中「倖存的政治犯」

1994年，一部名為《超級大國民》的電影，悄悄在台北市的戲院上映。1985年，導演萬仁拍了《超級市民》，是一部充滿黑色趣味的寫實諷刺劇，頗受好評。而這部新作，可視為「超級」系列的二部曲。但是，有別於前一部作品的戲謔、諷刺、輕快，《超級大國民》卻充斥著一種濃到化不開的沉重與哀傷。沒有多久，這部片就因為票房不好，很快就消失在市場機制掛帥的台灣戲院中了。

《超級大國民》說著這樣一個故事：時間背景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剛「光復」的頭幾年。主角許毅生，是那個年代的熱血青年，因為戰後的時局惡化，為了追求理想，他與好友陳政一等人籌組了「讀書會」，秘密閱讀著禁忌的讀物，思考台灣社會的出路何在。但是，在1949後的「戒嚴」風暴中，許毅生被捕了，被捕後，受不了殘酷的刑求，他交出了陳政一，導致陳政一也隨後被捕。但是在牢裡面，陳政一扛下了許多事情，使許毅生與其他友人得以倖存，「只」判了15年有期徒刑。而陳政一，卻沒有機會活下去了。電影中的一幕，他走過當年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長廊，押去槍決時，陳政一高舉著雙手，左手比「二」，右手比「一」，緩步走過許毅生等同案難友的牢房前，無言無語，然後消失在長廊的盡頭…

當年，萬仁設計的電影海報，就以這雙「高舉的雙手」為主題。可是，當時絕大多數的觀眾，都無法理解「這雙手」意味著什麼。其實，陳政一死前雖然口中無言，但雙手卻說出了轟耳欲聾的訣別：「各位再見了！我判的是二條一，我是唯一死刑，再見了各位，請多保重…」這裡說的「二條一」，就是戒嚴時期惡名昭彰的《懲治叛亂條例》中的第二條第一項，裡頭的內容指名，該人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且著手實行，當處「唯一死刑」。六十年前的政治犯，誰都知道這項指涉模糊、後果卻確鑿無疑的著名惡法。四十多年後的1994年，泰半觀眾卻不能理解當年這個「噩夢的噩夢」了。

歷經那一幕後，許毅生亦於16年後出獄。但出獄後的他，彷彿自我放逐一般，自暴自棄，孤囚於養老院中。其實，坐牢的期間，許毅生痛苦，但他獄外的家人也很痛苦。他的妻子，與他離婚，獨自撫養孤女，最後含恨自殺。他從養老院離開後，與女兒同住。但他的女兒，因為童年的悲慘遭遇，也不能原諒「搞政治的父親」，因此父女關係總是有一份緊張與說不出的疏離感。

故事的轉折，是許毅生某天心血管疾病發作，所幸未死。但他感覺自己的生命即將到了盡頭。於是，他拖著病體，要面對心中的愧疚與遺忘，四處探索1950年代槍決者的埋屍地點，卻苦無線索。最後，他偶然找到了當年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中的退休特務，他開了小麵攤，許毅生則向他打聽那些為他們拖出去槍決者的埋屍地點。特務告訴他，有個小山坡，滿是竹林，也許在那個地方…

最後，許毅生終於走到那片竹林，在昏暗而潮濕的林間，找到了陳政一的墓，還有許許多多當年同樣從軍法處、而仆倒於新店溪畔的青年屍體。電影中有這樣一段經典台詞，許毅生說到：

「陳桑，我來了
為了見一面
我們竟然得要度過三十多年的尋找和等待
這條路是何等遙遠和黑暗
我這麼晚才來
陳桑，你千萬要諒解
我已經老了，腳步軟弱無力
何況，我的心因為充滿罪惡、苛責、思念
悲憤，等等無數複雜的情緒
負擔是如此沉重
所以，我走的真慢
陳桑，世事真是難料喔
一向熱情地，相信這世界一定有光明
有溫暖，有關懷，有無私的愛的你們
卻被捨棄在，這個樹影黑暗，潮濕陰冷
三十多年來，無人到及，無人知曉的地方
孤單無伴，受餓受寒
不過你們千萬要相信活著的人，命運和你們一樣
除了比你們多一口氣之外
我來了，我知道你們冷
但是我能帶來的只是這麼渺小的一點點光線
陽光，有一天總會熱絡的照著你我
我一直這樣相信
但是，好像⋯⋯太晚了喔」

語畢，許毅生痛苦，而這一幕也曾讓在螢幕前的我失聲了數次。影片的尾聲，許毅生以他衰老的身軀，緩步在山坡上的孤墳前，點上一盞一盞的蠟燭，在歷經了數十年後，他盡力為自己當年在刑求的痛苦下，說出陳政一等人的內疚「贖罪」（雖然，作為觀眾，不禁追問，到底是參與進步運動而受盡折磨的人有罪呢？亦或是當時草率判決極刑的當局有罪？），想用一點點微渺的光，照亮那些早已骨寒、化為春泥的青年男女。

「電影」當然只是「電影」，但不代表裡面的故事，與「現實」一點關係也沒有。實際上，萬仁這部《超級大國民》的特色之一，就是由1950年代的政治犯參與了劇本的形成過程。因此，無論是牢籠裡「不得不」的出賣、出獄後的懊悔、與原生家庭的緊張關係、還有那一切一切說不出的複雜心境…，其實都無比「寫實」。更重要的是──片末埋著1950年代犧牲者的亂葬崗，是實際存在的地點。

距今二十年前的1993年，在台北市近郊的六張犁山區，偶然發現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的墓碑。

故事的開端，也許比電影更離奇、不可思議。1950年代，有一對生長於苗栗銅鑼山區的農家子弟徐慶蘭、曾梅蘭被捕了。他們之所以不同姓，是因為台灣民間昔日有男性入贅後收「豬母稅」的關係。兩兄弟生長於一個貧窮的佃農家庭，困苦的生活，與嚴苛的業佃關係，使得他們從小就深刻感受到「窮困」的心酸。但曾梅蘭在兄長的照顧下，卻感到深刻的手足之愛。

1945年，台灣「光復」後，原本就艱困的佃農生活，並未因此獲得改善。而1946年在台建立的地下組織，於1948年後，也逐漸將發展的觸角伸入了貧困卻仍堅毅的客家農村中。根據檔案記載，於1950年的六月份，徐慶蘭經由銅鑼人羅坤春的介紹下，參與了地下組織，並與羅坤春、謝其淡兩位本地青年，在農村中宣傳土地改革、改善業佃關係等言論，屬於地下組織在苗栗的「銅鑼支部」。但1949年底，地下黨已經為官方察覺，並導致台北、高雄等地的組織陸續受到破壞，拉開了「白色恐怖」的序幕。苗栗地區，破壞的時間比較晚，雖然在1949年底，竹南地區的組織已經曝光，但山線中那些崎嶇、隱僻的客家農村中，仍穿梭著許多未曝光的地下黨人。

但當獵捕的風暴越吹越烈後，苗栗山區的地下黨人，也開始四處流竄、逃亡了。徐慶蘭、羅坤春、謝其淡等人亦無法事外，自1950年底開始，他們便不斷仰賴農村中的同情者與群眾，住在山間的草寮、香蕉園、或在山頂製作香茅油，以簡陋的物質條件、或微薄的收入維生。但1952年二月份，徐慶蘭還是被捕了。大約在同一時間，他那也約略接觸到地下組織活動的手足曾梅蘭，也同樣被捕，送進台北的保密局審訊。

在1952年，涉入地下組織較深者的命運，通常極為悲慘。與《超級大國民》中陳政一的命運一樣，軍法官鄭有齡於1952年的5月15日，決定了徐慶蘭必須以「二條一」判決，處唯一死刑，褫奪公權終生，並於同年的8月8日上午4點執行槍決。稍後，他的親弟曾梅蘭，亦為同年的9月20日，以「參加叛亂組織」的名義，以「二條五」宣判十年有期徒刑。這一對自小相親相愛的兄弟，因為貧窮，因為想要貧窮的人都能過好一點的生活，於是在台北青島東路的軍法處，至此陰陽永隔。

至於羅坤春、謝其淡，則先後自首，得以安享晚年。

十年的歲月是漫長的。曾梅蘭出獄後，與電影中的陳政一類似，都面對著重新融入社會的巨大挑戰。「政治犯」的歧視污名，使得他們在結婚、工作、居住上都持續受到騷擾。即使在那樣肅殺的氣氛下，曾梅蘭心中卻一直有個無法忘卻的掛念：「我親愛的兄長，槍決以後，究竟送去哪裡了呢？」家鄉的人，並不知道徐慶蘭遺體的下落。而同樣在軍法處的曾梅蘭，也從來沒有獲得官方的任何通知。雖然，對於那些曾經信仰著唯物主義的年輕人來說，遺體，也許不過就是一堆失去生命跡象的塵土。但對於自幼受兄長疼愛的曾梅蘭來說，即使是骨骸也好，能再見到哥哥一面，是他畢生最大的心願。

這樣的惦念，從1962年出獄後，就一直放在心中。時間就這樣過了三十年，台灣歷經了解嚴、民主化浪潮，而人們生活的物質水平越來越高、慾望卻也越來越奢華了。曾梅蘭，卻還是惦念著他的兄長。

當時，曾梅蘭因為在故鄉生活困難，早已來到台北謀生。閒暇之餘，他就四處到台北郊山的墓區，想要找尋兄長的下落。但台北近山的墓塚何其多！有的墓區，甚至就有超過十萬座的墓，客觀來說，要找到徐慶蘭，近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曾梅蘭並沒放棄，而且，在他的一個夢中，曾夢見兄長告訴他：「我埋在一處竹林下面。」

曾梅蘭當時住在台北的六張犁一帶，因此，他也曾委託六張犁的「土公仔」──也就是台灣民間的撿骨師傅，有機會能幫他注意兄長的墓碑。竟然，在1993年，「土公仔」帶來了驚人的消息：不但找到了他兄長的墓塚，而且，地點就在離他家不遠處的六張犁公墓上！

曾梅蘭前往後，除了找到他親愛的兄長外，還發現周圍有為數眾多的矮小墓碑，上面寫著曾經在軍法處相處過、卻消失於長廊的身影；還有更多更多不知名，但想必也是犧牲於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青年們。這個消息，當時不敢張揚，卻仍震動了台灣全島的五〇年代受難者。於是，這些當年已經六十歲左右的長者們，親自拿著各種工具，上山除草、伐竹、將傾倒的墓碑一一豎立起來，然後連絡那些尚可追訪到的死者親友。

在1993年的現場，許多比起電影更哀傷的人間悲喜劇，在荒地的墓塚前不斷上演。比方說，1950年因為「白色恐怖」被捕的簡女士，當時是台中女中二年級的學生，他的兄長、兄嫂的哥哥、還有自己的男友，都於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先後犧牲。她是因為男友「江」的關係，才參與了地下活動。她回憶，年輕的時候，她們常常在夜晚的教室中，與幾個志同道合、同樣希望人們能過著平等生活的「同志」們開會。「江」曾經對她說：「如果有一天，我犧牲了，妳就到我的墳前上香。妳犧牲了，我也會到妳的墳前上香。」結果，在1950年代的風暴下，簡女士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江」卻死了。「江」死了，卻一直不知道他埋屍的地點。

簡女士回憶，當時墓塚紛紛出土後，她知道裡面也有了「江」的下落。於是，她前去六張犁，到「江」的墓前，上了香，對他說：「我來了，雖然隔了三十多年，但我遵守我的誓言了…」

「電影」與「現實」，「過去」與「今日」不斷交纏著。60年前犧牲的年輕男女們，屍體已寒，早已化成滋養著大地上草木蟲獸的春泥。當年的受難者，每當清晨有人要槍決時，就會唱著一首《安息歌》哀送著牢友，那歌詞裡頭有一句：「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是的，冬日將去。而傳聞中的「春天」究竟會不會來？沒人清楚，究竟是這一人的責任了。記憶，是為了抵抗遺忘，抵抗因為「國家暴力」與「有限人性」而造成的巨大遺忘。因此，於「六張犁白色恐怖」重新發現二十周年之際，將這篇短文，獻給那些曾在世上認真活過，「將一生只開一次的青春之花」獻給大眾的男男女女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