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世界是平的」12年後...紐約時報暢銷作者反思：「全球化」究竟造福了誰？

當世界變動得這麼快，當我們置身在這麼多加速前進的力量之中時，你需要暫停，需要靜止，需要反思，需要重新想像。本文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教授為《謝謝你遲到了》所寫的導讀。

佛里曼的新書《謝謝你遲到了》在美國出版當日（2016年11月22日），立即攻占亞馬遜網路商店（Amazon.com）三個排行榜的一、二、三名──精裝本、電子書、有聲書。出版前夕，《紐約時報》在頭版刊出專欄作家專文〈在颶風中跳舞〉（“Dancing in a Hurricane”），佛里曼在文中指出：「此文取材自花了近三年時間撰寫的一本書」，也就是本書。

書中提到，改變世界的三股力量，包含市場（全球經濟的數位化轉變）、大自然（氣候變遷）、摩爾定律（科技持續躍進），不僅同時加速，而且相互牽連、增強，塑造了世界的劇變，進而影響地緣政治的變化、個人工作的保障、社會倫理的調適、社區角色的轉換，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這本新著的架構，就建築在這三個「M」之上：（1）市場（Market）、（2）大自然（Mother Nature）、（3）摩爾定律（Moore’s Law）。事實上，還可以加上第四個「M」：明尼蘇達州（Minnesota），因為他在明州展開了生命之旅。接下來，讓我逐一闡釋這些大趨勢的發展背景。

全球化影響的引申

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中，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名言更為適用：「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昧的時代……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的絕望冬天；我們的前途有著一切，我們的前途什麼也沒有……。」

二次大戰後的近30年間，世界上發生了幾件大事：

・以德、英、法為主的歐盟，維繫了戰後歐洲的和平，但前有南歐國家的財政危機，近有英國脫歐出現的新變數。
・日本從1980年代的「日本第一」，到1990年代的「失落十年」，已少了昔日雄風。
・中國的經濟實力30年來在改革與開放下，已經凌駕德國與日本，變成僅次於美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唯一「超強」的美國，因接連介入阿富汗、伊拉克等戰爭，加上財政赤字龐大，陷入困境。

在這個大變局中，影響全球人類福祉的一件大事，就是過去20多年來「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快速發展，以及它帶來的正負面效應。

在國際貿易理論的討論中，兩地或兩國間，如果人為的貿易障礙減少，就會增加生產因素（如原料、資本）、產品與勞務的自由流通，兩地的經濟福祉就會增加，產生雙贏。因此，兩世紀以來大多數的經濟學者，不斷地鼓吹自由貿易。冷戰結束後，資訊流通的加速，以及網際網路的廣泛使用，更使得「全球化」的範圍、速度、實例如虎添翼般地擴散。

早在1992年，佛里曼就興奮地歡呼：「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全球化」是指任何個人或公司，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競爭、連結、交換，或者合作。透過這些數位工具，這個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連結。

佛里曼在2005年出版的暢銷著作《世界是平的》被譯成幾十國文字，一夕之間，「全球化」與「世界是平的」畫上了等號。

冷靜地問：「世界真是平的嗎？」不見得。「全球化真是萬靈藥嗎？」更不見得。可以兩個宏觀觀察概括：

（1）全球化雖然已為眾多國家帶來利益，但是證據也顯示，這個結果並不理想。經濟活動推動著全球化的擴展，政治算計卻左右了全球化的走向。因為這場遊戲規則都是先進國家制定的，尤其會受到利益團體左右，全球化便被塑造成符合自身利益為主。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便曾公開嚴厲批評：「這些利益團體從未想過創造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更別提去訂定一套能夠增進貧窮國家福祉的制度了。」

從很多角度來看，世界甚至是愈來愈不平了。東亞國家，例如亞洲四小龍及中國大國，善用了全球化，幫助了自身的發展。可是一些最貧窮的國家，當獲得援助及捐贈時，所加諸的種種限制，常使得他們無法實施自己認為最好的選擇。

（2）全球化是一柄雙面刃，產生了不少嚴重的後果，例如：由於跨國企業的幕後操縱金融市場與國際貸款等，又再以壟斷、獨占等方式，向第三世界廉價採購礦產和木材等天然資源，並將汙染性產業移向第三世界；同時也在第三世界為牟取特權及暴利，賄賂官員、操縱政治。全球化所到之處，也就常常擴大了貧富差距和知識差距，助長了社會的不安。

儘管全球化利弊互見，但它無疑地變成了加速世界劇變的引擎。

大自然惡化的引申

諺語說：「上帝永遠寬恕。人常寬恕。大自然從不寬恕。」

十餘年來，沒有一位世界級的專欄作家像佛里曼一樣，如此鍥而不捨地對「大自然」的變化，投入這麼多的心血，提出這麼多的警告。

本書探討的「大自然」議題，泛指氣候變遷、人口成長，以及生物多樣性的消失。近年來，佛里曼的論述、演講、訪談，已從人對人、宗教對宗教、國對國的紛爭，轉移到人對自然、人對能源、人對生物、人對子孫的掠奪、人對劇變的調適。

他不斷地提醒所看到的五個趨勢：（1）能源與資源的供需失衡；（2）產油國的獨裁；（3）失控的氣候變遷；（4）能源匱乏（如電力）；（5）生物多樣性消失。佛里曼的總結是：21世紀能否安定，端視人類能否處理這些問題。

佛里曼做為一個全球採訪的專欄作家，自然感受到來自東方社會帶給美國及西方世界的指責，試列舉他經常面對的三個說法：

一、西方認為他們是「問題的解決者」，實際上卻是「麻煩製造者」。他們的優越感與自私心，永遠把自身利益與享受放在第一位。

二、他們要求新興國家改善（從節約能源到性別平等），但不僅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全都犯過類似錯誤，此刻仍在犯同樣的錯誤。

三、西方世界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2％，卻占用了地球上太多的能源、市場、財富及權力，而其餘88％的人口還要不斷地接受西方的教訓。

面對這種種指責，更使佛里曼提倡進行「綠能革命」，因為它不僅創造各種商機，而且能使社會更健康、更安全、更有競爭力。人類必須要走向這一場綠色大革命。

摩爾定律的引申

我們現在生活在千變萬化的數位科技世界中，Uber是全球最大的出租汽車公司，但沒有自己的「車輛」；臉書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傳媒公司，沒有自己的「內容」；阿里巴巴集團是全球最有價值的網路零售商，沒有自己的「存貨」；Airbnb是全球最大的出租住宿空間供應者，沒有自己的「旅館」。這種在過去難以想像的顛覆愈來愈普遍，佛里曼認為：躲也躲不掉，該來的就會來；問題是你先做，還是別人比你先做。

所有這些該來的破壞及顛覆根源，就是科技以「指數型成長」的速度，滲透你我生活的每個層面。廣被引用的「摩爾定律」，用1975年後的話形容，就是：「晶片元件數量每2年增加為原來的2倍，效能倍增，價格幾乎不變。」如果英特爾1971年推出的第一款微處理器4004與當前第6代處理器Intel Core相比，晶片效能增強3,500倍，能源效率高出90,000倍，價格則只有6萬分之一──這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指數型成長」。若再以1971年德國福斯金龜車（Volkswagen Beetle）來類比，時速可達大約482,803公里，一加侖汽油可跑大約321萬8,688公里，車子的要價卻只要4美分。

摩爾定律也預言了個人電腦、手機、自動駕駛車輛、iPad、智慧型手錶，以及大數據的出現。沒有摩爾定律，就沒有大數據。因為有了摩爾定律，才有更大的記憶空間、更強的運算能力，使得科技更有效率且可靠。

英特爾共同創辦人高登‧摩爾（Gordon Moore）自己也沒有想到「網際網路能為人類開啟一個新的宇宙」，「很多人都預測摩爾定律已經走到盡頭，但他們都錯了。」

2015年5月，佛里曼在舊金山探索博物館（Exploratorium）為「摩爾定律」問世50週年，訪問到已高齡86的摩爾，追憶他起初在1965年4月在發表的論文中所做的類似描述，後被加州理工學院卡佛‧米德（Carver Mead）教授將這番預測稱為「摩爾定律」。

拜「摩爾定律」之賜，世界不但是「平」的，而且是「快」的──這是科技整合與擴散的自然結果。由此，產生了佛里曼對「超新星」（Supernova）的討論。

佛里曼參觀幾家跨國大企業的總部後，有了這樣的描述：「這些公司可不能像政府那樣上演停擺鬧劇，或是和國會一樣陷入僵局……負責人每天一早起來先看新聞，看哪些公司倒下了，便在心裡默念，但願今天我們不會被『超新星』的熱給融化了。」如果企業負責人沒有強烈的警覺性，只有死路一條。

「超新星」泛指電腦、網際網路、行動裝置和寬頻上網等，它的形成與成功，來自軟硬體的演進。資料數位化和儲存的速度更快速，經過分析轉化成知識。如果一機在手，就可從「超新星」擷取所需資料，複雜已化為無形，迅速、免費、簡便，而且無所不在，任你取用。如果善用「超新星」，「在20世紀，你喜歡別人做的東西；在21世紀，你可以做出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麼，「超新星」能夠促進知識成長嗎？那就要細算新科技帶來的擴散效果與替代效果之間的消長。長期來看，我比較接受麻省理工學院艾瑞克‧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教授的樂觀看法：各行各業必須在這個轉型期間重新學習、重新投資、重新配置，整體社會才能獲得科技的豐碩之果。

然而，當科技成長率高過人類的適應率時，人類就會陷入調適焦慮，覺得錯亂迷失、徬徨不安，難以使用或享受科技所帶來的好處。因此，我們必須透過學習、知識擴展、自身體驗，來迎接「好不容易習慣了一種變化，新變化馬上又要來了」的挑戰。

因此，我要語重心長地提醒國人：個人的遲到，會帶來從容的思考；但是，社會對科技顛覆反應的遲緩，則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佛里曼在本書敘述了很多「超新星」帶來的新創事業成功故事，興奮地指出：「現在，所謂的『弱勢團體』已經不見了。只要你的大腦能夠運轉，可以接受短期訓練，不管身在何處，都能夠把好點子變成一門好生意。」

由於科技與教育的普及，第三世界有愈來愈多的低收入者，可以獲得新的生活能力。這會是顛覆性的劇變，影響幾十億人的生活。佛里曼鼓舞大家：「這個故事才剛開始。」

樂觀主義者的自述

進入21世紀的第17個年頭，當川普在2017年元月變成美國總統時，大家屏息以待，全球都充滿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確定感。何來樂觀可言？

讓我率直地先指出：當美國的競爭力已不再遙遙領先時，當政治人物與利益團體相互利用時，當媒體擴大散布社會對立時，當政府的支出超過能力時，當美國人民過度消費時，當不斷增加的社會福利影響工作意願時，當年輕一代失去認真工作與獨立奮鬥的精神時，美國社會的生命力與凝聚力開始渙散，然後就走下坡；尤其是面對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特別是中國，產生了複雜的情結。

20世紀的二次世界大戰，曾是美國國力增強的助力，此後的戰爭變成了阻力。從韓戰、越戰，再到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似乎師出有名，但逐漸都遭到國內及國際的反對，最後變成難以收拾的財政負擔，國際聲譽也遭受嚴重的損害。

佛里曼在面對下列這種說法：「英國霸氣地擁有19世紀，美國傲慢地主導20世紀，中國遲早將主宰21世紀」，不得不理性承認，美國的輝煌必須重建。他的內心有現實面的沮喪，但在他的基因中，有著美國立國精神中澎湃的樂觀主義，於是自稱為「沮喪的樂觀主義者」（frustrated optimist）。

佛里曼的「沮喪」是表面的，「樂觀」則是根深柢固的。他的「沮喪」來自現今的美國出現了一連串的問題，包括教育品質、財政赤字、負債、信用擴張、能源與氣候變遷，以及缺乏強勁的整合能力與停擺的政治運作機制。尤有甚者，美國也忘記做一個偉大國家應有的長程投資，包括教育、基礎建設、研究與發展，以及修改法令，吸納有才華的移民等。佛里曼痛心地承認，過去10年對抗恐怖主義及縱容減稅，所付出的代價造成今日「已無存糧」。

佛里曼的「樂觀」，則來自深信美國社會仍擁有龐大無比的無形資產，包括：

・勇往直前的精神
・多元的意見與才華
・富於彈性的經濟
・工作道德與追求創新
・可以調整的政治和經濟體系

佛里曼指出，美國想在21世紀領先，必須處理好四大挑戰：適應全球化壓力、減緩國家財政長期赤字、減輕能源消耗與氣候威脅、善用資訊科技革命。

回到明州家鄉找到處方

身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之一，佛里曼走遍全世界，在試著為本書尋找各種難題的解方時，他想到青少年成長時代的明尼蘇達州。那是個萬湖之州，四季分明，風景優美，民風樸實，人才輩出。明州的最大城市明尼亞波利市（Minneapolis），經常被選為全美生活品質最高的城市之一。

佛里曼敘述他們猶太家庭在郊區聖路易公園（St. Louis Park）社區在1950年代的遷移、融合、生活及成長。近年，他幾次回到明州，深度採訪，又再體驗到一個現代的民主社會仍然可以有效地運作。那裡的州政府、議會、學校、社區、醫院、博物館、藝術中心、職業球隊等，都非常富有創意、有執行力。即使一年有4個月冰天雪地，仍然（1）彼此合作、（2）同心協力、（3）相互支援、（4）共同分享，這真是值得學習的運作模式。

佛里曼的明州尋根之旅，發現了「禮失求諸野」，發現了這是一個「接地氣」的社會，發現了基本價值的堅持與實踐。明州提供了面對劇變、尋求繁榮的重要藍圖，展現出下列這些基本價值：

（1）「妥協」（彼此理性退讓）的重要：不能陷入中東地區相互對立的死胡同：「我弱，如何妥協？我強，何必讓步？」

（2）「信任」的重要：沒有人與人之間、人與公部門之間、政商之間、多色人種之間的信任，社會就無法包容、適應、合作、進步。

（3）「教育」的重要：年輕人需要導師、教練；出了校門的人，要不斷自修。有人擔心川普的決策，因為他聽了很多情緒性的話，讀了太少理性的書。

（4）「連結」的重要：美國最嚴重的病不是癌症，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孤獨、不接觸、不交流。

（5）「家庭」與「社區」的重要：要在「颶風中跳舞」，必須要有溫暖的家庭與和諧的社區，它是社會安定的兩大基石。

這些看來平淡的處方，對美國社會來說，卻是「對症下藥」。當然，這些處方也是佛里曼半世紀以來孕育的價值判斷下的對策。他對自己的價值有這樣的描述：

・社會改革傾向自由派
・強烈的愛國情操
・贊成多元文化
・社區扮演主導角色
・財政政策適度中庸
・偏向自由貿易
・創新狂熱下的的環境保護者及資本主義信徒

湊巧的是，我在明州的右鄰威斯康辛州，生活及教書有四十年的時間，比他在明州的時間長了一倍，也偶爾有機會開車經過他少年時代居住過的聖路易公園社區。

我們的價值觀念幾乎雷同。美國中部人民的樸實、熱心、專注、認真、分享，正是我會留在那裡這麼多年的重要原因。他們建構了美國社會做人做事的的厚實基礎，也享有現代社會的高度文明。

結語：關注美國的盛衰

對於美國的盛衰，不只是美國人關心。做為一個曾在美國讀書、教書及生活近半世紀的中國人，我也很關心。必須先說明的是：我對美國情有獨鍾。它是一個偉大、開放、富裕的國家；但半世紀以來，政府權力的傲慢，企業營運的自滿，人民生活的浪費，造成了東方文化中「驕必敗」的嚴重失衡。所幸，美國社會從不缺乏有識之士（如佛里曼），他們總會及時提出警告與忠言。

近10年來，隨處可以感覺到美國經濟的衰落。近年的資料指出：4,900萬人陷入貧窮，9,700萬人為低收入者，兩者占美國總人口的48％。

20年來的幾件大事，提供了衰落的線索及轉捩點：

・1991年蘇聯解體，市場經濟終於獨領風騷，美國變成唯一超強，可是絕對的權力開始了相對的衰落。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摧毀了紐約世貿大樓，布希先後發動阿富汗及伊拉克的軍事報復。10年的戰爭，重創了美國的元氣及國際地位。
・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華爾街的貪婪使美國經濟自身變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資本主義的運作再度面臨危機。
・在金融風暴後，中國以龐大的外匯及其政府效率，扮演了穩定及刺激全球經濟的角色。在國際舞台上，中國第一次與美國並駕齊驅；但中共領導人在國際場合一再宣稱：「中國不搞霸權，中國本身還有很多難題要解決。」
・2016年底，川普在主流媒體普遍看衰中逆轉勝，當選了美國總統。

當台灣在貧窮、落後的年代，美國是我們最要學習的。從台灣看美國，我們充滿了自卑與嚮往。佛里曼在6年前出版的《我們曾經輝煌》一書，卻表達了他們的焦慮。在該書首頁中，他引用了歐巴馬在2010年11月說過的話：「中國的鐵路系統比我們完備，新加坡的國際機場比我們進步，這根本沒有道理。我們剛聽說了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快的超級電腦。這樣的成就，原該屬於美國。」

在這本新著中，佛里曼再度鼓舞美國人民。面對加速劇變的世界，他相信個人透過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與技能成長（Skills Growth），可以追求到美國夢。這一代能比上一代好，下一代能比這一代好。

書籍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