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瑞典的建築工人、園丁，收入都比老師高？瑞典的人生幸福學

先生的弟弟高中時不愛念書，沒畢業就開始畫畫，還出版了一本插畫集。後來補修高中學分，進了隆德大學法律系。念了法律系一年後覺得不適合，又飛往各國窮遊半年，現在正在申請製作假牙的技職課程。在他的每一個人生轉折，我的公公婆婆給他的是一個個擁抱，要他好好體驗人生。這並非因為我的公婆特別開明，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像我母親那種深層的恐懼。

我的國中導師是一個總是帶A段班的「明星導師」。她鼓勵學生上進的方式，就是讓成績好的學生享受特權和優越感。選座位從考第一名的同學開始選，發考卷從最高分開始發，分數越低，老師的神情越不耐，領考卷的同學越畏縮。我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學習，慢慢的被制約成這樣的人：總想用學術表現、肯定自己，遇到比自己優秀的人，通常就膝蓋一軟，肅然起敬。每認識一個人，我就忍不住先問對方是念什麼科系？哪裡畢業？在哪工作？彷彿沒有這些資訊，我就會心神不寧，不知道該怎麼和這個人互動。

「唯有讀書高」魔咒怎麼解？

母親在醫院當基層看護，薪水很低，但她還是為我花上大筆補習費；每天下班累得半死，還是騎摩托車載我去補習。其實我知道，這是來自於一種很深的恐懼—她怕我日後像她一樣辛苦，希望我成為「有出息」的人。

去年我去土耳其度假，在飛機上遇到一個也在醫院當基層看護的瑞典媽媽。她說她最喜歡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和西班牙馬略卡群島，每年夏天都會輪流去這兩個地方度假。想想真有意思，我媽媽最怕我像她一樣，希望我上進，而我現在卻住在一個基層看護享受著和我一樣的勞工權益，也和我一樣每年出國度假的國家。

我不是說臺灣的孩子不需要上進，而是上進的動力不應該源自恐懼，不適合學術專業的孩子們也不應該被蓋上失敗者的印記。在教學內容之外，臺灣教育的另一個問題，我想就是過度以學術表現和學歷來判定一個人的價值，以致所有孩子都被趕上升學的列車，同時造成臺灣技職教育的邊緣化。而這些問題的源頭，我認為是勞動條件和環境。

在很多西方國家，基層勞工對個人價值和生活風格有很強的自我認同。瑞典的基層勞工也有屬於他們的樂趣和浪漫，他們整修房子和改造車子的手藝驚人，喜歡賽車和各種戶外運動。他們可能不懂艱澀拗口的政經知識，但他們會每個月研讀《鄉村》（Country）（注：瑞典發行量最大的農業雜誌），了解歐盟農業政策對瑞典農業的衝擊，以及最新一代曳引機的性能。在工作上，基層勞工的可替代性相對較高，所以基層勞工的工會往往也更強勢，才能妥善保障每一位勞工的尊嚴和權益。他們的薪水也許沒有念很多書的人那麼高，但是生活條件和樂趣並不比中產階級差。我每次去阿爾卑斯山滑雪，去地中海度假，同飛機、同車的人，總有工程師、心理醫生，也有卡車維修師傅、工廠工人。到了目的地，有的人住五星級飯店有專車接送，有的人搭上巴士前往三星級的旅館，但是每年四個星期的假期和悠閒生活的餘裕，是大家都有權利享受的。

基層勞工擁有尊嚴和好的生活條件，才能讓一般民眾降低對高學歷、高薪水工作的執著，勢必也可減輕許多學子的升學壓力。先生的弟弟高中不愛念書，沒畢業就開始畫畫，還申請到政府的文化補助，出版了一本插畫集。後來插畫的收入來源越來越少，他進入成人學校補修高中學分，在全國會考得到不錯的成績，進了隆德大學法律系。他在法律系念了一年後覺得不太適合，又飛往各國窮遊半年，現在正在申請製作假牙的技職課程。在他的每一個人生轉折，我的公公婆婆給他的是一個個擁抱，要他好好體驗人生。這並非因為我的公婆特別開明，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像我母親那種深層的恐懼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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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臺灣輿論很重視「階級流動」，抗議權貴複製階級。然而大多人對階級流動的詮釋，似乎只包含了由下往上的單方面流動。這個傾向本身，是否和「平等」的真意自相矛盾了？在抗議階級複製的同時，誰來深入質疑「階級」的本質？結果，晉升前排之後就突然看不見規則漏洞的人比比皆是。結果，我們生氣的對象，原來只是那些身處高階層的人，而不是不公平的規則。

我發現真正落實階級流動的國家，並不是一味的製造「往上攀升」的管道，而是致力讓社會每一個階層都有尊嚴和選擇的自由。我身邊中產家庭出身的瑞典親友，大多也都走入了中產階層，然而就讀職業學校，或在念完大學後選擇開火車、務農的人也不在少數，這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他們都是受到高學歷、高收入的父母所支持，因為這些父母知道無論孩子做什麼，都會擁有尊嚴，過著不錯的生活，即便他們的孫子想當律師或當修車技工，也不會遇到任何外在的阻礙。這種社會的「平流」，也許才是真正永續的「階級流動」。

臺灣社會相信把書讀好才有資格過好生活，而功課落後的學生則是「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警世情節，這種結果正好可以拿來當孩子的鞭子，鞭策孩子努力向上。我們試圖營造這種偏執的「社會正義」來激勵孩子，最後卻犧牲了大半個社會。

來到瑞典，我才發覺原來很多所謂的「老大徒傷悲」都是社會建構出的產物。在飛往地中海的飛機上，我和那位在醫院當看護的瑞典媽媽說我來瑞典念碩士。她說：「哇，妳一定很聰明！我跟妳說我最不會讀書了，哈哈！」在她的語氣裡，我感受不到一丁點對自我價值的貶低。她國中畢業後，在完成看護的課程之後就踏踏實實工作到現在，沒有人認為她不努力，自然也沒有人覺得她應該「徒傷悲」。

剛來瑞典的幾年，我都在成人學校上瑞典語課。成人學校讓社會人士重新修得高中學分，也是移民學習瑞典語和融入瑞典社會的第一站。這類學校的師資需求比較不穩定，加上在教師工會裡缺乏有力的代表，導致老師的薪水普遍偏低。

有一天，瑞典語老師請班上同學分享日後的就業計畫，有人說想從事建築，有人說想從事園藝，老師聽完笑著說：「看來你們以後出了社會，薪水都會比我高。」當時我們問老師：「建築工人和園丁賺得比妳多，妳不會覺得不平衡嗎？」老師說：「我確實覺得成人學校教師的薪資必須改善，但那是我們自己要去爭取的，和建築工人沒有關係，他們能協商到那樣的薪水，就表示他們有那樣的價值。」

我深信改善各階層勞工的工作條件和權益，是讓臺灣學子從「唯有讀書高」這個魔咒裡解放出來的關鍵。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臺灣工會，根據該行業的實際情況各憑本事爭取會員權益。希望屆時無論是醫師工會或護理工會，在協商時都對自己的職業抱持最大的榮譽，而在一旁聲援的人也能一視同仁、全力支持。勞工權益和教改可能乍看之下互不相干，但是如果不先翻轉社會，翻轉教育永遠只有淪為口號的命運。

書籍簡介__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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