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管不住大型銀行？

想像一下這樣一個觀點：引發興登堡（Hindenberg）慘案的原因是這艘飛艇沒有攜帶應有的滅火設備和降落傘，而不是可能引起大火的設計缺陷。今天的銀行改革之爭和這一觀點如出一轍。

銀行改革的首要任務應該是改變銀行業機械化、巨大化的狀態。

過去，銀行家認識所有的貸款人，並且逐一作出貸款決策；可是如今，銀行用遠離第一線的金融巫師所開發出來的模型，大量生產貸款商品、以及一系列的衍生性產品。大量生產對大型銀行的成長有利，因此，與貸款官員的誤判不同，大型銀行使用了有缺陷的模型，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等人，提出了有助於重建可靠體系的徹底改革方案，但這些方案並沒有被採納，人們吵得不可開交的措施，對解決現代銀行業的基礎缺陷，根本於事無補。

以關於銀行應該持有多少資本的熱門討論為例。監管者的想法是大幅提高銀行的資本要求，比如，英格蘭銀行的研究表明，應該將資本要求提高三倍以上。

而銀行家——他們實際上關心的是自己的獎金——則警告說，更高的資本要求將迫使他們削減貸款，從而威脅經濟增長。事實上，他們根本是在故弄玄虛。

是的，管制銀行資本的主意看起來相當明智。不管你從事什麼業務，借錢都會增加風險——只要沒有債務，你就不會破產。沉重的債務還會鼓勵所有者和管理者走向破產，因為承擔大部分資產縮水風險的是債權人。因此，審慎的貸款人不但要限制某個企業的貸款量，還要限制其所承擔的其他風險。

但債權人並沒有動力給銀行設定嚴格的界限。因為銀行擠兌會引發廣泛的危機，所以對於上了保險的貸款，政府給予直接擔保；對於大型銀行的其他債務，政府也會給予間接擔保。但為銀行債務提供擔保的政府，同時也應該要求銀行家審慎行事。

但將注意力集中在限制銀行債務，而忽略其他後果可能更嚴重的行為，絕非好的監管措施。

銀行監管曾經與貸款一樣：監管者主要依賴考察單筆貸款，而不是針對資本／資產比率來進行監管。典型的銀行考察包括對所有商業貸款和大部分消費者貸款的詳細審查。資本充足比例則基於判斷：由考察者在考慮了某家銀行的具體風險的基礎上，決定其應該持有多少緩衝資本。

後來，監管者轉而依賴要求銀行持有一定資本緩衝量的法令，資本緩衝應該足以覆蓋潛在損失。這一方法的前提條件是銀行的資產和風險暴露可以被正確測量。但事實上，大型銀行的財務報表充滿了虛假資訊和信口開河，要對其進行審計十分困難。

問題絕不僅僅是故意混淆視聽那麼簡單。JP摩根和德意志銀行都曾因行賄、非法披露以及煽動逃稅而支付過巨額和解費用。縱容高層隨心所欲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但這又帶來了令一個值得引起警惕的問題：JP摩根德高望重的執行長戴蒙（Jamie Dimon）對摩根規模近800億美元的衍生品交易部門的風險知道多少？會比倒楣的前英國石油執行長唐熙華（Tony Hayward）所瞭解的該公司墨西哥灣鑽井機的風險更深嗎？

事實上，人們忽略了什麼才是真正面臨風險的東西。

貸款限制使得銀行很難賺取足夠的股東回報，這會逼得他們去開發高風險、高利潤率的貸款業務，但這樣一來，銀行又必須為被認為是高風險的資產類型，而準備更多的資本，從而使問題更加惡化了。

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根據國際通行的巴塞爾委員會規則，商業貸款的資本要求要比AA和AAA級抵押貸款證券高五倍。

於是，銀行理所當然地迴避了傳統商業貸款（必須用更多資本來支持），轉而囤積它們所能找到的收益率最高（因而風險也最高）的AA和AAA級抵押貸款證券。全球銀行體系和經濟的命運因此落入了三大評級機構及其有缺陷的風險模型手中。銀行紛紛採取繞過巴塞爾規則的策略，致使它們變得愈加複雜和難以監督管理。

更明智的資本要求，即更佳的巴塞爾規則，也無濟於事。「一致性」是貨幣發行的基礎，但銀行貸款和監管卻與此相反，銀行貸款和監管必須有細部資訊的配合，因為在一個動態的、不存在嚴格管制的經濟中，每個借款人、每筆貸款、每家銀行都各不相同。

看似客觀的自上而下（top-down）的（一致性）方法忽視了風險的異質性，先入為主地認為當前的抵押貸款與下一筆是一樣的。

我們已不再承受得起僅僅依靠老式考察手法對面臨大量生產風險的大型銀行進行監管了。此外，由於股東並不能迫使銀行實施改革，因此政府必須要求這些銀行遠離無人能夠監督管理的業務，回歸手動的逐筆貸款業務。

在巨額利潤和獎金的誘惑下，大型銀行是不會捨棄其基於模型的業務；但是，除非這成為現實，否則把我們的安危託付給自上而下的規則，無異於緣木求魚。

作者簡介＿艾馬爾‧畢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