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台灣就沒有Nike！》40年前，斗六小鎮上的兩杯茅台 成就Nike兆元王朝

敬我們的台灣朋友！

鬆餅運動鞋（編按：Nike獨創的熱門鞋種）擁有獨一無二的外鞋底和枕頭般舒適的中底減震墊，售價又低於市場行情（24.95美元），前所未見地擄獲大眾的想像力。不只感覺起來不一樣，或穿起來不一樣──看起來也不一樣，迥然不同。鮮紅的鞋幫，粗白的勾勾，堪稱功能和美學的革命。這外觀吸引數十萬人成為耐吉的新顧客，而其性能鞏固了顧客忠誠。抓地力和避震力優於市面上任何產品。

從流行配件到文化工藝的角度看鞋子在一九七六年的演化，我有個想法：人們可能開始穿這玩意兒去上課。

上班。

去雜貨店。

日常生活走到哪穿到哪。

這是個相當誇張的構想。愛迪達意欲透過史丹‧史密斯（Stan Smith）代言的網球鞋和鄉村系列（Country）跑步鞋將運動鞋轉變成日常穿著，成效有限。而這兩者的獨特性或受歡迎程度都及不上鬆餅運動鞋三分。所以我請工廠開始製造藍色的鬆餅鞋，這樣和牛仔褲比較搭，而鬆餅鞋的銷量就從這時真正激升。

我們生產得不夠。零售商和業務代表都下跪懇求我們把能運的鬆餅鞋統統給他們。一飛沖天的訂單改變我們公司，遑論整個產業。這數字重新定義我們的長期目標，它給了我們一直欠缺的東西──身分，只有品牌是不夠的。耐吉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到了我們非換公司名稱不可的地步。我們決定，藍帶公司（編按：Nike前身）該功成身退了。我們必須組成耐吉公司（Nike, Inc）。

而為了讓這個新名字響徹雲霄，持續成長，度過美元走弱的難關，一如以往，我們必須提高產能。業務代表的跪求不會持續多久，我們必須找到更多日本之外的製造中心。現階段在美國和波多黎各的工廠有幫助，但絕對不夠。太舊、太少、太貴。所以，1976年春天，終於到了轉向台灣的時候。

誰要當台灣的先頭部隊？我仰賴吉姆‧戈爾曼，一名彌足珍貴、向來以對耐吉近乎瘋狂地忠誠著稱的員工。在往海外的飛機上，戈爾曼證明是個酷愛學習的人，猶如海綿。對於我的經驗、我的意見、我讀的書，他無不打破砂鍋問到底，而且記下我說的每一句話。我覺得彷彿回到波特蘭州大教書，很喜歡。我記得，要加深你對某個學科的知識，最好的方式就是分享，所以當我將我對日本、韓國、中國和台灣所知的一切轉移到戈爾曼的腦袋，我們教學相長。

我告訴他，鞋子的生產商啊，正聯手拋棄日本。而他們全都轉往兩個地方：韓國和台灣。兩個國家都專攻低價鞋，但南韓已選擇採用幾家超大型工廠的模式，台灣則正在建造一百家較小的工廠。那就是我們選擇台灣的原因。對最大的工廠來說，我們的需求太高，量卻太低。而在較小型的工廠，我們將擁有主導權。一切將由我們掌控。

當然，比較棘手的挑戰是如何提升我們所選工廠的品質。

再來是政局不穩的持續威脅。蔣介石總統剛去世，我告訴戈爾曼，在掌權25年後，留下麻煩的權力真空。

另外，你永遠必須考量台灣和中國長年的緊張關係。

當我們飛越太平洋時，我一直說，一直說，而戈爾曼在做詳實筆記之餘，也提出嶄新的構想，而那給了我新的洞見，要思考的新的事情。當我們在台中，我們的第一站踏出飛機，我滿心歡喜，也印象深刻。這個傢伙熱情洋溢、活力充沛、渴望趕快開始。我以當他的導師為傲。>

選得好，我告訴自己。

但當我們抵達飯店時，戈爾曼退避三舍。台中看起來跟聞起來都像銀河系的另一端。一座冒煙工廠林立的大都會，密度每平方英尺數千人，完全不像我見過的任何地方，而我已經跑遍全亞洲，所以可憐的戈爾曼當然會受不了。我在他眼中看到典型亞洲菜鳥的反應，那種精神錯亂、電路超載的神色。跟潘妮在日本遇到我時一模一樣。

穩住，我告訴他。一天一天過，一間工廠、一間工廠看。跟著你的導師走就對了。

接下來一星期，我們拜訪、參觀了二十多間工廠。大多不好。幽暗、髒亂，員工重複同樣的動作、眼神空洞。

我想起強森。我決定讓豐泰成為我們台灣事業的基石。

當我們沒在參觀工廠時，戈爾曼和我接受工廠老闆的招待。他們請我們享用當地的佳餚，其中有些是真正烹調過的食物，也一直斟給我們一種叫「茅台」的玩意，說是種蒸餾酒，但顯然是用鞋乳而非甘蔗蒸餾的。因為時差的緣故，戈爾曼和我都不勝酒力。兩杯茅台下肚，我們就爛醉如泥了。我們試著放慢速度，但東道主一直舉起他們的玻璃杯。

敬耐吉！

敬美國！

在造訪台中的最後一頓晚餐上，戈爾曼一再請求離開、衝進男廁、潑冷水到臉上。每當他離開桌子，我都把我剩的茅台統統倒進他的水杯。每一次他從男廁回來，大家都會再敬一次酒，而戈爾曼以為拿水杯十分穩當。

敬我們的美國朋友！

敬我們的台灣朋友！

又吞了一大口摻了酒的水後，戈爾曼一臉驚恐地看著我。「我覺得我快昏倒了，」他說。

「多喝點水，」我說。

「喝起來很怪。」

「哪會。」

雖然我頻頻把酒精偷賴給戈爾曼，但回到房間時，我還是頭昏眼花。沒辦法準備就寢。連找床都沒辦法。我在刷牙時睡著，刷到一半。

我一段時間後醒來，試著找我備用的隱形眼鏡。找到了，又掉到地上。

傳來敲門聲。是戈爾曼。他走進來，問我隔天的行程。他看到我趴在地上，在我自己的一灘嘔吐物中找隱形眼鏡。

「菲爾，你還好嗎？」

「跟著你的導師走就對了，」我含糊地說。

隔天早上我們飛到首都台北，又參觀兩間工廠。晚上到新生南路散步，欣賞那裡數十座寺廟、教堂和清真寺。天堂之路，當地人這麼稱呼。而且，我告訴戈爾曼，新生就是「新的生命」之意。當我們回到飯店，我接到一通奇怪、意外的電話。傑瑞‧謝打來「致意。」

我在前一年拜訪過的某家製鞋廠遇過他。那時他為三菱和偉大的喬納斯‧森特（Jonas Senter）工作。他的熱情和工作倫理令我印象深刻。而且年輕。不同於其他所有我遇過的shoe dog，他年輕、二十來歲，而且看起來年紀小得多，像發育太好的幼兒。

他說聽說我們來台灣。然後，宛如中情局探員，他補充一句：「我知道你們為什麼來這裡……」

他邀請我們去他辦公室，這項邀請似乎是在暗示，他現在自己開公司，不是為三菱工作了。我記下謝的辦公室地址，拉了戈爾曼一塊兒去。飯店的門房畫給我們一張地圖──結果證明毫無用處。謝的辦公室在這座城市地圖未標出的部分，最糟的部分。戈爾曼和我走進一連串沒標示的小路，再走入一連串沒編號的巷弄。你有看到路標嗎？我連路都看不出來。

我們一定迷了十幾次路。終於到了。一棟結實的舊紅磚樓房，裡面有一座不穩固的樓梯。走上三樓途中，欄杆一直在我們手中脫落，而每一道石階都有深深的凹痕──跟上百萬隻鞋子接觸的結果。

「請進！」當我們敲門時，謝高喊。我們看到他坐在猶如巨鼠窩的房間正中央。放眼所及都是鞋、鞋，以及一堆堆、一疊疊鞋子的部件──鞋底、鞋帶、鞋舌。謝跳起來，清出空間給我們坐。他請我們喝茶。然後，水還在滾呢，他就開始教育我們。你知道世上每個國家都有許許多多與鞋子有關的習俗和迷信嗎？他從架上抓了一隻鞋，拿到我們面前。

你知道在中國，男性娶親的時候，會把紅鞋扔上屋頂，確保婚禮當晚諸事順利嗎？他把鞋子拿到奮力突破窗戶污垢的微弱日光下旋轉。他告訴我們它來自哪間工廠，他為什麼覺得它做得不錯，還有可以怎麼做得更好。你知道在許多國家，當人們展開旅程，朝他們扔一隻鞋子其實代表好運嗎？他抓了另一隻鞋，像哈姆雷特捧著憂裡客（Yorick）的頭骨那樣伸過來。他鑑定了它的出處，告訴我們為什麼做得很差，為什麼很快就會分崩離析，然後輕蔑地丟到一旁。一隻鞋與另一隻鞋的差異，十之八九在工廠。忘了設計、忘了顏色、忘了其他所有檢視一隻鞋子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工廠。

我仔細聆聽，還作筆記，像飛機上的戈爾曼一樣，不過我從頭到尾都在想：這是在做戲。他從頭到尾都在表演，企圖取信於我們。他不了解，我們需要他比他需要我們更甚。

這會兒謝開始毛遂自薦了。他告訴我們，只要一點點佣金，他很樂意幫我們引薦台灣最好的工廠。

成敗可能在此一舉。我們可以善加利用地頭蛇，為我們鋪路，替我們牽線，協助戈爾曼適應。亞洲版的吉安佩卓。接下來幾分鐘，我們商議了每雙鞋的佣金，但那是友好的磋商。然後我們握了手。

成交？成交。

我們再次坐下來，擬訂設立一家台灣子公司的協議。要叫它什麼好呢？我不想用耐吉。如果我們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生意，就不能跟中國不共戴天的敵人有瓜葛。那說好聽希望微小，說難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終究是個希望。所以我選了雅典娜（Athena）。帶來「nike」的希臘女神。我由此保護了那條不見於地圖、沒有門牌的天堂路。或說對「鞋咖」而言是天堂。

那是一個有20億隻腳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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