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麻煩,麻煩越大越好!」在電影圈工作近四十年,即便已是全球華人電影大導演推崇的音效大師,杜篤之仍如當年十八歲的他,樂於接受有難度的技術挑戰,從中琢磨出自己更上一層樓的能力,抓住通往下一站的機會。

十八歲那年,從高中電機科畢業的杜篤之到中影錄音室工作,至此之後就不曾離開電影圈。這個學電機的小伙子幸運地趕上台灣電影產業最活躍的年代,一路被瓊瑤文藝愛情片、功夫武打片、新浪潮電影磨鍊著製作音效的技術,成為如今全球華人電影大導演爭相合作的音效大師。

想突破舊習,卻不被支持

杜篤之憶及當年中影老師傅給了他的第一個考試,就是組裝二手設備。「我花了一個星期把螢幕、對講機裝起來,後來才知道中影沒幾個人會組裝。」個性爽朗的他笑著說。

在一幫子的錄音師裡,當助手的杜篤之年紀最小、動作快、耐操又體力好,大導演劉家昌喜歡找他做錄音、弄剪接,經常熬夜忙到天亮。

當時電影音效並不收錄現場音,演員的口白都事後找廣播員配音,連劇中出現的車門聲、鳥鳴叫、浪濤聲、電鈴聲,都是使用萬年不變的罐頭聲搭配。

台灣沒有錄音專門學校,學錄音都是師徒傳授,杜篤之從密集的工作中,懞懂地跟師傅學技術。但他看到罐頭音的卡帶被用到斷裂,還得黏接起來繼續用,那時他覺得「這些聲音該換一換吧!」於是,他嘗試收錄簡單的聲音,想為千篇一律的電影音效做改變。敢於創新的念頭,加上實際的行動,為自己、也為電影產業開發了一條新道路。

接受磨鍊,打開視野

杜篤之想突破沿襲舊習的傳統體制,卻遭到老師傅們的反對,但這並沒澆熄他創新的熱情。接著興起的「新浪潮電影」風潮,讓他如願獲得突圍的新機會。

一批從國外學電影回台的年輕導演,結合中影培養的台灣本地新導演,運用批判色彩的文學故事、自然寫真的拍攝手法,掀起「新浪潮電影」風潮。年輕的他遇上這群年輕的新導演,想法一拍即合。

那個年代網路尚未出現,杜篤之無從獲得更多更新的音效資料。他遇到了從國外回來的導演,總愛抓著他們聊聊國外出現的新技術、新設備,並接下這些新導演的音效工作,與導演們一起做起收錄音效的改變與實驗,像是展現真實效果的現場收音、由演員自己配音等。

老師傅們覺得杜篤之的新作法「很忤逆」他們行之有年的標準。有一回他在錄音室對客戶交片的時候,師傅就在旁邊辦公室嚷嚷罵著他,罵聲之大連客戶也聽得一清二楚。「但客戶就是很喜歡我的作品啊!」他聳聳肩說。

新浪潮電影導演喜歡用定格的遠景,傳達出空間氣氛感。杜篤之說,導演的這種拍法讓聲音在電影裡有發揮的餘地,音效的變化則能做出導演需要的空間氛圍,會讓電影更好看。

杜篤之記得有一天,他與導演楊德昌討論把車輛駛入隧道的車行聲放進電影裡。半夜,他獨自到台北大直自強隧道收錄聲音。結果,當他拿著錄音棒時,前方經過的車子突然煞車,車上下來的駕駛竟是楊德昌,兩人相視大笑,這個車行聲也由他們倆一起完成收錄。

為了想辦法收錄到符合劇情、場景的聲音,杜篤之上山下海到處錄音,日子過得極開心。他駕馭聲音的技術與觀念,逐日成熟,從不同創新的配置變化中,累積音效的美學觀念。以行動實踐想法,用失敗挑出錯誤,用收穫累積能量,堆疊經驗,開拓眼界。

挑戰與砥礪,都是進步的動力

後來,杜篤之離開中影,被邀聘到香港、澳洲、泰國等地做電影音效。最後,他回台灣開設「聲色盒子」錄音室。

「我們這代的電影人很幸運,最美好的時間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志同道合的人很多,有太多事情可以去做。」杜篤之說,他的視野培養都靠楊德昌、侯導(侯孝賢)等這些大導演給他機會,讓他得以發揮音效製作的無限可能,磨鍊他的人都是這些厲害的人。

杜篤之從事音效工作近四十年來,已拿下一座坎城影展最佳技術獎、三座亞太影展最佳音效獎、九座金鐘獎最佳錄音獎,而且他很愛挑戰麻煩的案子,「有人會抗拒和刁鑽的客戶,及要求很多的導演合作,但我認為跟這些人合作,解決了他們的需求後,我才能學到東西!我不怕麻煩,麻煩越大越好!」

目前,杜篤之的錄音室業務與發展已上軌道,再過三至五年,他將轉換到「只看看案子收尾」的總監角色,然後拾起他最愛的山居生活,找老朋友聯絡感情,並投入栽培新生代錄音師的教育工作。

把碰到的挑戰轉換為創造更多進步的機會,歡迎挑戰、甘心擁抱,把它看作是鍛鍊自己、開展視野的方法。這份願意接受砥礪的勇氣,如同釀造不凡的威士忌時,要以跨越標準的堅毅勇氣,排除製程上各種影響風味的因素,以呈現高品質的風味及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