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是因為一無所有

問一個勇敢的人為什麼能這麼勇敢，好像不是個好問題，但這是我出發到愛沙尼亞採訪，甚至採訪行程進行三分之一後，依然掛在心上最想得到答案的問題。

我必須說，這不是一個典型的「成功國家」。

它不像當年的不丹「最快樂」，不像列之敦斯登人均GDP最高，也沒有愛爾蘭谷底重生的張力。

雖然愛沙尼亞還是有很多第一：全球第一個數位公民(e-residency)制度、第一個在國小推行程式課的國家、全歐洲第一個實施單一稅率…等等，但都不是「啪」一丟出來就把人眼珠吸過去的標題。

我真正對這個題目最有感覺的，是為什麼這個國家這麼「敢」創新？

1992，從蘇聯獨立隔一年，他們便決定從政府到產業都走向數位化，那是連Yahoo跟Google都還沒出現的年代；1994年，他們成為全歐洲第一個實施單一稅率的國家；接著如前述，他們還有很多的世界第一、歐盟第一。

整理這些資料時，我馬上想到台灣，或該說想起自己。

寫稿時，總先看看寫過這個產業、這間公司的人，怎麼寫、怎麼想這件事，甚至分析他們怎麼操作同一類的題目；討論國際企業的時候，就算主管沒問，我們也總想：「經濟學人怎麼講？」「Fortune怎麼說他？」

政府制定政策法規的時候，當然更得問：「美國怎麼作？」「日本的政策是怎麼實行的？」似乎沒瞻前顧後、左顧右盼一圈就是失格。我們只能走在別人走過的路上，彷彿別人沒作過的事，就是此路不通，潛台詞是：「我們這麼爛，怎麼可能是、可以是那個第一？」

但被周遭列強幾乎都統治過一輪的愛沙尼亞，卻好像確定好方向，喊聲「Go!」就開始奮不顧身往前跑，不顧盼旁人一眼。

別誤會，他們一點都不獨裁。那個1992年上任，決定數位化、決定單一稅率的前總理對我們說：「如果有三個愛沙尼亞人聚在一起，會有四五種以上的意見……，我們在形成決策的過程中會討論很久，甚至爭論，但在爭論中，你可以找出最好的解方，最後必須有人站出來作決策，並且承擔責任。每個人都會有不同意見，但決議達成了就是達成了，就是這樣。」

那個相信自己的自信，到底是怎麼來的？

採訪的倒數第三天，跟攝影主管搭巴士，兩個多小時一路晃啊晃，到愛沙尼亞第二大城塔爾圖（Tartu），訪問一位有趣的女教授，漢妮。

今年七十歲的她是天文學教授，當年一路參與愛沙尼亞獨立運動，獨立後曾擔任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的「國家財產重組部長」，負責收復、整理、重新歸屬蘇聯時期遺留下的國產、黨產，後來並當了三任國會議員。

她永遠記得，小時候，家就住在蘇聯軍事基地旁，她看著爸爸流淚，泣訴自己的生活被蘇聯給毀壞。她邊回憶往事，眼眶微微濕潤，我想起訪問的第四天，一位當地的劇場製作人歐嘉索也跟我說：「小時候我家每天都可以聽到蘇聯戰鬥機飛過去的聲音，這兩三年，戰鬥機的聲音又開始出現了(指蘇聯軍事擴張)，我覺得好像Dejavu...（指似曾相似，仿佛在夢中見過）。」

我的問題好像得到了一些答案。

愛沙尼亞的人們其實不是「好創新」、「好勇敢」，他們創新，是因為一無所有，得想點辦法讓自己過得更好，「當你身邊有個很大很壞的鄰居，你會變得特別靈活，因為你要懂得繞過那些爛制度，生存下來。」一個在美國留學多年，對台灣、中國、道教、佛教很好奇，一直反問我們好多問題的IT學院教授對我說。

他們勇敢，是因為一直在大國的眼皮底下生存，現在是時候自主了。漢妮說：「也許我們被別人統治太久了，要有自己決定的權力...，你聽別人的建議，但作自己的決定。」

身為記者，在這年代從來不討喜，更是門修行，熬夜寫稿、零休假、與狗屁倒灶的資本市場纏鬥，只為能見到這些靈光出現的魔幻時刻，記憶，並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