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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無所不在的「善意歧視」:你們外國人的薪水,我們公司付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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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 教育趨勢

台灣無所不在的「善意歧視」:你們外國人的薪水,我們公司付不起⋯

台灣無所不在的「善意歧視」:你們外國人的薪水,我們公司付不起⋯
圖片來源:dreamstime_xl_60570404
撰文者:韋岱思

前幾個禮拜天氣好的時候帶女兒去公園,公園的人非常多,大家都趁著太陽公公出來時活動筋骨,也有一群大約六、七歲的小孩在玩溜滑梯。這群小朋友一看到我的女兒就說「你看,有外國人耶!我們來跟她講英文!」

接著,他們就開始跟女兒說「How do you do?」,現場彷彿是美語教室初學班。

女兒的表情就很驚訝,好像在想「這些人到底跟我講什麼啊?我一個字都聽不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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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方面很同情這群小孩,學校、補習班與父母親都不斷強調英文的重要,得要隨時練習之外,這些大人們卻忘了告訴他們,這個世界之大,外國人不見得一定講英文,也不見得一定聽得懂英文。畢竟所謂的「外國人」,是非常大的範圍,並不是只有金髮碧眼的人都是英語母語的老外啊。

另一方面,我也很同情我的女兒,明明她生長的經驗跟環境都跟台灣小孩無異,但這些小孩單從女兒的外表就判斷她是外國人,一定要用英文跟她溝通。換句話說,她成了社會團體中的「他者」。

這種用外表來判斷個人特色的現象,在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研究叫做「統計歧視」,是指一個人缺乏足夠資訊以判斷另外一個人的能力和個性特質的時候,判斷者用被判斷者所屬的群體的各種「平均」指標,來歸納被判斷者的個人特質。

在公園的那群小朋友,認為我女兒是外國人,而因為外國人「平均來說」聽不懂中文,所以他們認為我女兒也聽不懂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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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是一個無害的例子,沒有人對我女兒懷有惡意。但是在我看來,「統計歧視」在台灣是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做為一個阿兜仔,在台灣媒體發表政治或社會評論時,通常會得到「你這個外國人懂什麼」的回應。

台灣的雇主(除了英文補習班與國際貿易公司的老闆)也不太願意聘用「外國人」,因為他們普遍認為「外國人期待的薪水我們一定付不起」、「外國人無法適應台灣的加班文化」、「外國人不習慣台灣的階級式管理」或「客戶不想要看到外國人處理本地的事情」。

有趣的是,這些「統計歧視」在很多台灣人的眼裡不算是歧視,甚至認為「你們外國人不就是這樣嗎?」,每當我認真要跟大家討論這種現象時,台灣人通常回應的是「你想太多」或者「我們並沒有惡意」。

雖然沒有惡意,但是對一個承受上述差別待遇的人來說,個人特質完全被抹滅,而被以「外國人的平均值」來判斷個人能力和個性,長期的結果就是逐漸地被邊緣化:因為外國人平均來說不懂台灣的政治和文化,所以外國人寫的評論沒什麼價值;因為外國人平均來說不習慣我們這家公司的文化,所以一旦有外國人應徵我們工作我們絕對不錄取。這不就是一種更嚴重的「以人(種)廢言」嗎?

這些讓我想到荷蘭海牙市政府最近的實驗,荷蘭跟台灣一樣也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摩洛哥裔與土耳其裔荷蘭人也常在勞動市場中,受到統計歧視的影響。荷蘭烏特列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的社會學研究報告指出,一位有典型的荷蘭文名字、另外一位則有北非語系的名字,如果兩個人同時申請一份工作,同樣的履歷申請一份工作,荷蘭的應徵者獲得面試的機會較高,因為雇主會認為「摩洛哥人」與「土耳其人」比較不適應荷蘭主流的工作文化。

荷蘭雇主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歧視,但是雇主潛意識認為北非族裔的「平均特徵」比較不適合在該公司上班,所以會傾向排除具有向北非名字的申請者,使得很多有北非祖先的荷蘭人找工作時碰到困難。

為了克服這種統計歧視,海牙市政府要求所有應徵市政府工作的人,提供匿名申請資料,希望消除申請者的背景和出生地區造成的統計歧視問題,使得勞動市場的競爭比較公平。

海牙市政府的做法究竟能不能解決統計歧視?或許需要長時間觀察。值得慶幸的是,這個地方政府起碼意識到多元文化的國家可能會產生的問題,台灣政府正走向國際化的時代,除了政府各項與國際接軌的政策之外,來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也越來越多,我希望女兒長大時,不用再聽到這種「你想太多」的回應。

你可能沒有惡意,但那並不表示你「好意」的話對我來說沒有負面的後果,做為群體中的一份子,對自己的小小提醒,能讓這個社會更公平。

作者簡介_韋岱思

韋岱思,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系博士,在荷蘭出生長大,唸大學時因為想多了解東亞來到台灣學習中文。2010年變成阿兜仔女婿,2014年升格成為荷蘭爸爸。

很享受觀察女兒長大的過程,把女兒的學習進度視為人生最大的成就。成為爸爸的過程中,發現荷蘭與台灣的育兒文化大不同,開始反省自己的文化,也開始思考台灣的教養方式。透過寫作紀錄女兒的成長故事並分享兩個文化之間的教養經驗。

荷蘭爸爸在台灣的育兒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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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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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岱思,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系博士,在荷蘭出生長大,唸大學時因為想多了解東亞來到台灣學習中文。2010年變成阿兜仔女婿,2014年升格成為荷蘭爸爸。

很享受觀察女兒長大的過程,把女兒的學習進度視為自己人生最大的成就。不過,過程中發現荷蘭與台灣育兒文化大大不同,開始反省自己的文化,也在思索台灣的教養方式。透過寫作紀錄女兒的成長故事並分享兩個文化之間的教養經驗。在2017年出版「荷蘭爸爸的教養真心話」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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