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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大學任教,在台灣和在英國,有什麼不一樣?」陳老師(化名)和我談完她在商管課程中啟發學生的思考與自覺【一個留英教授回台授課,同事們竟對她說:「花時間在大學生的身上根本是浪費」】,我也詢問她在台灣、英國兩地高教體系任職的第一手觀察。
陳老師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讀博士,並且有六年的任教經驗後,才回台灣任教於某國立大學。她發現,同樣是大學,兩地的經營風格有非常巨大的差異,可謂天差地遠。
台灣的大學很重視各種排名:任何大學排名、學術期刊論文排名、高中申請大學志願排名、教育部諸般評鑑排名…。奇怪的是,只要是與排名無關的事,無論在「理論上」是多麼地重要,大學就是不太重視。
應該教什麼?哦,不打緊!
讓教師依據自己的專長,開授最適合的課程,應該是很重要吧?但某一年,系課務助教告訴陳老師,請她上一門叫「銷售行銷」的課程。陳老師覺得很奇怪,無論銷售或是行銷,都不是她的專長。
她回問:「請問為什麼是我教?這門課該教什麼?我能教這門課嗎?」系助教覺得被為難,回答:「其實你教什麼都可以,和課名有點關係就好了。」陳老師驚覺大部分的教授原來是這樣看待上課這件事。
這幾年,陳老師曾努力推動一些改變,但是到最後都會被擋下:「這樣做會讓某些資深教授面子上不好看…」「一直都是這樣,要改很麻煩。」「大家都這樣,為什麼要和別人不一樣?」從教學到行政、到研究,這樣的現象是常態。
陳老師發現許多大學教授,無論私下的性格多麼熱忱、積極,在學校經營管理上卻非常謹小慎微,為了不犯錯寧可什麼都不做。
比起排名,英國大學更重視:「學生」
英國大學也注重研究,也重視排名––英國人自己搞出了許多重要的排名榜,但是他們重視的事情絕不僅如此。無法展現在排名之中的事,他們一樣非常在乎,例如教學品質、課程經營。
英國大學知道,博士是研究能力的認證,卻不代表足以擔任教師。所以,在英國要擔任教授,除了博士學歷之外,還要經過教育方法的培訓,才能拿到正式教學資格。有了資格還不夠,進入大學任教後,資淺的教授還會找資深教授長期各別指導,彼此以mentor / mentee相稱。在教學過程中,每週要作教學記錄(teaching journal),檢視自己教得好或不好,並和指導者討論。
教授在每個學期前,都要把自己的教學計畫呈報教學委員會(Teaching and Learning Board),由資深教授和外部委員嚴格檢視。教學計畫包括每堂課的內容、教材、作業、考題及解答。在教學委員會中,如果使用太舊的課本、如果一本課本教到尾、如果教材內容不連貫…都會被挑出來質問。所以,在開學前兩個星期,通常是大學教師們最戰戰競競設計教學計畫的時間。
「也太用心了吧。」聽到我這麼說,陳老師回答:「你在讀大學的時候,教授會針對你的學習情況,檢討教學的得失嗎?」我搖頭。
陳老師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任教過,每學期末,學程主任(有點類似台灣制度的系主任)會把學生名單攤開,一一討論他的學習狀況。例如有個學生叫謝宇程,這學期修了三門課,學程主任會邀請這三門課的教師來,討論他們對這個學生的觀察:
在各課堂的表現是否一致?如果普遍表現不好,原因是什麼?如果只有一門課沒學好,是不是謝宇程沒有興趣?還是普遍全部都表現不好,代表老師教法可能有問題?這門課的老師有沒有和謝宇程溝通和指導?
這些老師會查閱彼此的教學記錄,檢視彼此對謝宇程教育方法的得失。陳老師說:「這樣的溝通過程中,老師們才會展現對教育的共同價值信念,以及這個學校真正的教育風氣。你要用怎麼樣的方法對待學生,這才是特色,以及學校發展的基礎。」
我好奇了:「台灣各大學不是也有課程發展會議嗎?和英國有什麼差別?」
一樣課程發展會議,兩樣情!
「是的,台灣和英國都有很相似的課程發展會議,但是實踐上差得多了。」陳老師說。
在英國大學,負責招生和課程的通常是學程(而非學系)。而學程主任每年都要檢視和調整學程的定位和課程,他需要了解國家政策、社會變化,以及學校整體定位,和學校各科系、各學程溝通,每年調整課程內容,維持最佳狀態。
為了做到這點,課程委員會就是非常重要的意見吸納、溝通協調平台。在課程委員會中,所有課程負責人要溝通教學的整體架構與目標,清楚畫定每一門課之間的分工、呼應、承接關係。在英國有一點水準的大學,絕不允許發生這樣的事情:兩門課教重複的東西、重要的內容兩門課都漏教、大二課程的老師不知道大一課程老師上了什麼…。
陳老師在英國觀察,每週3小時的課,教師在課外常要花12小時準備;在台灣,老師又花多少時間備課呢?
在台灣,陳老師參加過的科系課程發展會議,人人都心知肚明徒具形式,沒有人會期待能蒐集到的意見,達成教學上的改善、精進。無論是校友或是外校教授,對於這個科系真正的課程內容、教學品質其實完全無從得知,只能提一些打高空式的建議。
例如,在金融海嘯後,有人會提出「加強商業倫理教育」;這幾年,則常聽到「加強創業教育」。系上教授聽到這些意見,通常會第一時間提出防禦性的回答,例如:「我們的課程裡已經有不少商業倫理/創業教育的元素,但既然委員建議,我們會再研擬增加。」
這種官腔官調的文化下,委員的意見很少會對課程有什麼影響。要更動課表,新開什麼,減少什麼,通常關係到特定老師的開課,會吵得沒完沒了。即使有共識,在一般國立大學,調整必修課表要送審,今年的調整要後年才能施行。到時候,這是否還是最合適課表?是否有合適的教師來教?都沒人有把握。
而課程委員會排課表,常常是資深老師權力主導,而非教學效果考量。資深教授長年把持他們想上的課程,挑剩下的再由資淺教授接手。資淺教師接手的課,不見得是自己熟悉的領域。教師們常常開課只為了湊到基本學分數,所以無論什麼課名,都硬著頭皮教下去,老師們之間也不會互相要求授課品質,顧好自己就好了。
爭取排名卓越頂尖,「排名病」到老好不了?
談到這裡,我驚覺:這不就是所謂的「排名病」嗎?不就是當年我們當考生的狀態嗎?
我曾經是一個追求聯考排名的考生,除了排名,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健康不重要,運動是浪費時間;感情不重要,談戀愛會耽誤學習;快樂不重要,所以休閒嗜好都放一邊;知識不重要,所以無益聯考的課外書都不要看;思考不重要,所以和課本不同的觀念全都不必接觸。作為考生,考試成績與排名是成就唯一的判準,聽到排名,就像鬥牛一般全力向前衝。
多年以後,想到那段時間為了衝刺排名,在心態上和生活上造成的扭曲,一方面覺得可笑,一方面覺得悲慘和心寒,並決定再也不為任何的排名,出賣自己的心智。
無奈的是,今日有多少大學生的老師們,已經是博士、教授,卻仍罹患嚴重的「排名病」––價值觀、工作方式、喜怒哀樂,全由外界排名榜掌握操控;只要看到不錯的排名數字,就敲鑼打鼓慶祝「卓越頂尖」。至於自己、學校、學生、社會…有沒有「真的」變好,卻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謝宇程,執著「人生現場」的研究者;從自然科學轉到社會領域,從公共政策到個人生涯,最後停在「學」和「業」這兩個字上。
「學」 – 學習、教育、取得知識與能力的過程塑造了我們的信念與思維,讓我們用某種方式看世界與自我,甚至決定了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業」 – 專業、企業、產業不只關於一筆收入,它決定了我們生活的形貌、也決定我們在世界上造成什麼影響、世界要怎麼對待我們。
科技、經濟、世界現實正在快速變化,「學」與「業」也該快速改變因應,但是,應該如何改?邀請您一起來思考這個時代最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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