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丹麥修課3個月，慶幸沒在台灣讀碩士...一個留學生的觀察：歐洲碩士班教我們工作實務，台灣呢？

我們對北歐國家都有些十分光明燦爛的想像，尤其是他們的教育品質。所以當我知道有幾個台灣學生正在丹麥留學，許多亮晶晶的泡泡就在我腦袋中浮現：學風自由、充滿啟發性、有大量的課外探索、在「追求卓越」做世界頂尖的科學研究......然而，哥本哈根大學讀碩士的幾個同學們，在這次訪談中就粉碎了我的想像––他所就讀的碩士班，讓他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貼合實務」，也就是說，教的東西很實用，有益於他接下來的工作職涯。

這樣真的好嗎？

修課自由？啟發性？原來不是這樣

「哥本哈根大學碩士班修課，比台灣還要不自由。在台灣，有些理工學生純因為興趣挑一門社科、文史領域的課來聽－－在這裡根本不可能發生。」到哥本哈根大學讀農業領域碩士班的黃同學說。

這幾個同學主修的農業技術領域，通常一門課每周要上12小時，課很重，而且時數極多容易衝堂，所以一個學季（3個月）通常只能選兩門課。一次連上4小時的課，老師每上50分鐘，會接一個30分鐘的習題時間，常常是一整個上午，或一整個下午連著上，授課方式非常扎實，而且非常累。

至於「批判性思考」並沒有發生。但他們發現，在碩士班最常強調的是：實務應用。

這樣的授課導向，從一開學就感受得到––這該從一堂挖土的課開始說起。

修土壤學，從實際挖土開始

在台灣的時候，黃同學也有上過土壤學，老師讓學生買美國教科書，上課就照著教科書來講。學生能學到一般性的知識，但卻不知道台灣本地的土壤實況，那時候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但是哥本哈根大學教土壤學的老師，是親自合編教科書。這麼做，不是為了多賺一手錢，而是因為所有的課程內容、實際案例，都是直接貼合丹麥土壤實況。

在這門土壤學的課，第一次上課就去校外教學。老師帶同學到哥本哈根北部兩個地勢不同、植被不同的地點，要同學在地上挖洞，垂直下挖一公尺，從不同深度、不同顏色的土層取樣本，現地進行化學分析，然後把洞回填。

經過這樣的實際取樣和分析，老師帶領學生非常深刻地了解地勢和植被的不同，也造成淋洗程度不同，養分流失和土壤酸化程度也不同 — 而因為這樣的原理，上一次冰河時期結束時，丹麥西邊比東邊早融冰，也因此受比較久的雨水侵蝕，導致西邊的土壤比較貧瘠，而東邊比較肥沃。

「我在台灣讀了四年大學，也修這個領域的，但是我來丹麥才修三個月的課，我對丹麥土壤的了解竟然遠遠多於了解台灣的土壤。」顯然，對於日後要從事生技農產業的學生，丹麥所教的土壤學，大有助益於他們日後的工作應用。

諷刺的還不僅於此。

想論文題目前，先把未來工作想清楚

在台灣多數的碩士班，都希望學生及早找到指導教授，開始做研究、構思論文題目；理工領域更是如此，碩士生最好能儘快「進實驗室」，加入教授的論文發表團隊開始學習與貢獻。但在丹麥可不是這樣。

正在開學後不久，黃同學所就讀的生農學院就辦了一次「人才媒合」活動，邀請相關領域企業到學校簡報，並且讓學生以快速換桌的方式與企業方近距離接觸，很像在單身男女聯誼的情景。學生可以藉此了解企業界人才的需求情況，尋找產學合作對象，企業方則能夠找到實習生，或是有潛力的未來員工。

在「人才媒合」活動之後，黃同學覺得自己對花卉育種的技術和相關應用感興趣，他寫了一封email請教研究所所長，所長幫他聯繫了兩個做花卉育種相關研究的老師，讓他進一步聯繫。

說到這個所長，黃同學對他讚譽有加：「從一入學，所長就會寫信給同學，指導我們選課注意事項。他還會針對學生各別指導，為我們推薦適合的課程，甚至安排實習，幫助我們兼顧興趣和未來的工作展望。」

那麼…選實驗室呢？找指導教授呢？發表論文呢？黃同學說「有一個教授的研究領域是我有興趣的，我和他談了一次，他說不急，建議我回去再想清楚，明年暑假再開始做實驗，在此之前，先修一個專題看看適不適合，二月再來找他。」

讀碩士，到底什麼是重點？

「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從此路過，留下買路財。」在台灣讀碩士班，這是常見的情況。

不少教授憑恃對學生的指導權限，將碩士生納入自己管理指揮的體系下，幫老師與學長姊的研究做實驗，幫忙拼論文產量，處理各種行政雜務。最慘的，我還聽過淪為教授的私人僕役。許多碩士生為了那張文憑，都選擇委屈隱忍。很少人有遇過研究所和老師會把碩士生職涯開展、追尋志趣看成自己的使命––遇到稍微尊重碩士生的老師已經算幸運了！

將歐美教育體制與台灣對比可以發現，在中學階段，台灣把重點放在升學競爭，而歐美則追求啟蒙與思辨；而在大學之後的高教階段，台灣學生繼續競逐文憑、老師忙於論文積點，而歐美則把銜接職涯、實踐志趣、助益社會定為高教目標。

其實，歐美碩士班的招生訴求、教育宗旨，通常都是幫助學生尊定具體工作上的優勢，不僅商學碩士 (MBA) 如此，法學碩士 (JD) 如此，工程、軟體、生技領域的碩士都是如此。歐美學校近十餘年來大幅減少人文社科領域的碩士班，對學生的就業助益並不明確正是原因之一 。

碩士班如何給學生最大的幫助？如何發揮最大的教育價值？這幾個同學的學習歷程中，顯示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教授們，已經用教材、授課規劃、課外活動…等方式具體而且明確地述說了他們的立場。同樣的問題，不知道台灣的教授們會怎麼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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