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會讓貧富更惡化的「平常總統」

法國早已不站在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心，卻依然擁有超越國界的影響力。

從18世紀至今，歷經戴高樂在二戰中扮演的偉大角色，非洲的去殖民化，以及1968年5月的學生運動，法國一直是歐洲社會變革的引領者。最近選出來的新法國總統，是否將延續這一傳統？

弗朗索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性清寡淡，有點官僚，其競選承諾就是要做一個「平常人」的總統，這是他與花蝴蝶般的現任總統薩科齊——或者說，跟法蘭西第五共和國自1959年成立以來的歷任總統——截然不同的地方。

當今的歐洲大地，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是由強硬或者魅力型領導人在領導。義大利雖然是過渡政府，但那裡的選民似乎寧可不要一位為人如洛可可建築般浮誇的領袖。歐洲沒有了薩科齊或貝魯斯科尼，也沒有了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德國前總統赫爾穆特·科爾以及西班牙前首相何塞·瑪麗亞·阿斯納爾這樣的人。在歐洲遭遇經濟和體制危機的時候，所有的歐洲領導人看上去……沒錯……都極端平常。

對許多人來說，這場「平常」對「魅力」的勝利無疑是值得慶祝的。民主制度，其實就是平凡的公民選舉出些平常的男女，讓他們在既定的規則下領導大家一段有限的時間。

但歐洲領導人趨向平常化的趨勢，卻伴隨著顯而易見的遠見和戰略缺失。就算這幫平常的歐洲領導人中，有任何一位身懷歐洲長期戰略（你能想像歐盟委員會主席Herman Van Rompuy或者歐盟外交政策舵手Catherine Ashton身上有這東西嗎？），他們顯然也無法將其傳達出來。

而如果說到歐蘭德的全面遠景規劃，乍看之下會讓人想起1960年代法國成功的社會民主制度：一個強大的福利國家，擁有充足的公共投資讓經濟復甦並推動就業。歐蘭德的參考範本，似乎是他年輕時那種二戰後的田園牧歌，一個飛速成長的時代，人口年齡分佈恢復到合理水平，沒什麼移民，也缺乏全球競爭。

換句話說，歐蘭德正在嘗試用一個早已不存在的世界圖景，來誘惑其他歐洲領導人。這種懷舊政治很有問題，因為法國和歐洲都正面臨著嚴峻的經濟挑戰。

如果很多年後再回首，2012年這場法國總統選舉最令人難忘的，可不是歐蘭德的勝利以及平常派的登頂，而是民粹主義政黨長久以來向權力進攻的決定性一步。在第一輪選舉中，極左派這個混雜著反資本主義者和極端環保主義者的雜牌軍獲得了14％的選票。而在極右那一側，Marine Le Pen的國民陣線，這個法國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繼承人，奪得了18％的選票，這也是該黨有史以來最高的得票率。

換句話說，有三分之一的法國選民都持有極端意識形態，他們反對歐元，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兩派都能在一個理想化的歷史中找到自己的根據：極左那邊，是法國大革命及平等主義承諾，極右那邊，則是法蘭西帝國及其對所有非白色人種的統治。

此外，兩派都是強硬的民族主義者，都認為法國要單獨行動，用封閉本國經濟防止外國競爭，打壓金融市場以及遣返移民這一套說辭來說服選民。不論極左極右，都在批經濟上缺乏安全感、政治上感覺被奪權的法國人身上找到自己的核心支持者——本質上，也就是那批自認為在公開社會中無法找到機會的人。

歐蘭德的「平常」招牌，對這些民粹主義選民起不了作用。但忽略這些人也是不明智的做法，因為他們的烏托邦願望正是構建在真實且合理的恐慌之上。低成長以及全球化已經將所有歐洲社會——以及美國——分化成了兩個新的階層：一批人擁有足夠的教育和社會資本去應對當今的全球化經濟，另一批人則掙扎在低收入泥沼中，只能找到些臨時工餬口，因此來自移民的競爭對他們的直接影響也更大。

沒有一個主流的歐洲領袖，包括歐蘭德，提到過這種新的分化。事實上，無論是歐蘭德還是薩科齊，都代表著那些適應全球化的群體，並將在此之外的人視為一批可被引誘的選民，而不是一個新的下層階級。

這種對民粹主義的膚淺理解，使得法國總統選舉成為了歐洲瞎指揮的一個不祥症狀。而一個平常化的外表，也無法抵禦那些威脅歐洲社會基礎的真正危險。

作者簡介_居伊·索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