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蘋果徵稅 不如對蘋果股東徵稅

如今，美國的營利事業所得稅（corporate-income tax）稅率是先進國家中最高的。儘管實行了多種稅收減免和優惠措施，但公司需要支付的稅額占美國新投資的比重——仍然是世界最高之一。

在一個資本可以流動的世界中，營利事業所得稅率茲事體大，怎樣投資、在何處投資等商業決策，對於這個稅在不同國家的差異，越來越敏感。美國相對較高的稅率，無異於鼓勵美國公司將投資、生產和招聘放到國外去進行，也阻止了外國公司前來美國，這又意味著更慢的成長、更少的就業機會、更小的生產效率改進以及更低的工資。

公司稅率降 對投資和就業機會都有好處

營利事業所得稅，原本是由資本所有者負擔。但隨著資本流動性的增加，但隨著資本流動性增加，無法隨著資本流動到各國的本地勞工，就只能面臨更低的工資、和更少的就業機會。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國都在削減公司稅率。由此造成的「減稅競賽」反映了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如何爭奪資本和技術，以支持本國就業和工資。

此外，由於創新金融交易和合法避稅機制的存在，高稅率是一種低效率、高成本的稅收收入工具。公司可以藉著操縱法律登記地來達到避稅目的，避稅能力強不強，取決於無形的資本和強大的以腦力為主的部門，而這些部門正是美國經濟競爭力之主要所在。

更低的稅率能增強美國投資和提高就業機會，削弱避稅的動機，還能去除大量妨礙效率的扭曲稅法。（包括債券融資較股權融資具有稅收優勢，以及非公司業務較公司業務具有稅收優勢）。

但營利事業所得稅率每降低1個百分點，聯邦收入每年將減少120億美元。此收入損失可以藉著減少補貼（如扣除額、稅收豁免，或對某些經濟活動的補貼）；以及懲罰他人（擴大公司稅基）的方式來彌補。總統歐巴馬的企業稅改革計劃和辛普森-鮑爾斯（Simpson-Bowles）赤字削減計劃，都打算藉著減少此類支出，補償公司稅率下降帶來的損失。

營利事業所得稅縮小了稅基，提​​高了守法納稅的成本，也扭曲了投資項目、如何融資、採取何種企業組織形式、在何處生產等方面的決策。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和魯尼（Adam Looney）5月3日最新出版的報告《關於稅收改革的若干事實》指出，由此造成的不同企業活動之間有效稅率的差異非常大。

與其削減稅負優惠 不如向公司股東課稅

可是，如果稅制改革的目標是提振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那麼擴大稅基以補償低稅率，將不利於達成目標。堵住「特殊利益」的漏洞（如石油和天然氣稅收減免）並不能增加足夠的收入，來彌補被削減的稅率。而阻止加速折舊、製造業產品稅收扣減、和研發稅收減免（大約占公司稅支出的80％）也將牽涉重大權衡。

事實上，削減這些項目的減免，以「補償」營利事業所得稅的降低，可能最終會抬高美國公司經濟活動的總稅負。禁止設備的加速折舊會提高新投資的稅率；國內生產不再享受稅收優惠將增加美國製造業的稅率；而取消研發稅收優惠將減少創新方面的投資。

美國不應該削減有效率的商業活動，一部分因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率造成的收入損失，應該用提高公司股東稅率的辦法來補償。大部分降低了公司稅率的國家都採用了這個辦法，但美國卻反其道而行之。

美國的股票紅利和資本利得稅率為15％，處於歷史最低值；而利潤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則處於歷史最高值。捍衛低股票紅利和資本利得低稅率的人說，維持這樣的低稅率，才能讓公司被課最少的稅，否則先是公司被徵稅、公司股東又被徵稅，等於雙重課徵。可是，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後，上述說法就不這麼有說服力了。

此外，養老基金、退休金計劃以及非營利組織的收益不用納稅，從而可以從公司稅率降低中獲益。

對公司股東徵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相比，比較不會造成投資目的的扭曲，被課徵的對象也更容易落在資本所有者而不是勞工頭上。此外，對股東徵稅，要比對跨國公司徵稅容易得多。蘋果公司可以採用複雜的手段操縱其公司收入的來源地，但擁有蘋果股票的美國個體公民必須報告其收入（不管在世界何處賺得）中的蘋果股票紅利和資本利得。

一項最新的研究發現，對資本利得和股票紅利像正常收入一樣課稅（按1997年之前的標準，長期資本利得稅率最高不超過28％），可以補償公司稅率從35％削減至26％的稅收損失。這樣的變化能夠減弱公司將投資移向海外、或將利潤源移向低稅地區的動機，同時將更多的公司稅負擔從勞工身上移到資本所有人身上，從而增加稅收結果的累進性質。

對許多相信公司並未支付合理的稅收，且擔心不平等性愈演愈烈的美國選民來說，提高營利事業所得稅頗具吸引力。但是，在一個資本可以流動的世界裡，提高營利事業所得稅（或維持現有水平不變）無益於增加歲入，無益於增進稅收制度的累進性質，也無益於幫助美國工人。

蘿拉‧泰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