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談經濟學...從「達爾文演化論」看登革熱疫情

登革熱疫情從台南蔓延到其他縣市，各地努力噴藥消毒，疾管署長卻說「噴藥是無效的。」筆者無權幫疾管署長代言，在此以達爾文的演化論來檢驗這個說法。

達爾文的著作《物種起源》，其第三章「生存鬥爭」與第四章「自然選擇－最適者生存」，乃是其演化論的核心。其中「生存鬥爭」說的是：

「（一切生物）由於產生的個體比可能生存的多，在各種情況下一定要發生生存鬥爭，或者同種的這一個體和另一個體鬥爭，或者和異種的個體鬥爭，」（p.82，商務印書館，以下出處同）

在達爾文看來，自然界每種生物的天性，都是要盡可能地繁衍下一代，但生存資源是稀缺的，於是各種生物彼此就要競爭，只有那在生存競爭中勝出的物種，才能獲得稀缺的資源繁衍下一代。對經濟學稍有概念者立可發現：這正是「稀缺與競爭」的概念。

不過經濟學和自然現象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後者有掠食者與被食者的關係。達爾文認為，在生存競爭中，掠食者的存在決定了生物數量，他舉出兩個例子：

一是某種蠅導致巴拉圭沒有野生的牛、馬或狗。這種蠅會在牛、馬、狗初生時的臍中產卵，此蠅數量的增加，受到其它寄生性昆蟲的限制。若巴拉圭的食蟲鳥減少，這些寄生性昆蟲數量大增，蠅的數量就會減少，牛、馬得以成長，就可看到野生的牛、馬了。

另一例子是貓的數量，影響花的數量。有一種叫紅三葉草的花，只有土蜂才能幫它受精傳播下一代。若土蜂數量大減，紅三葉草將會絕種。土蜂的數量是由野鼠的數量決定的，因為野鼠會毀滅土蜂的蜜房和蜂窩。而鼠的數量又是由貓的數量來決定的。某些地方之所以有大量土蜂窩，是因為有大量的貓毀滅著鼠。因此貓就是透過這樣層層傳遞，決定了紅三葉草這個物種的數量。

從演化論的角度來解釋登革熱：此病透過蚊子傳染，蚊子的數量，受到它在自然界掠食者的限制：水中有魚類、蝌蚪；在陸上則有蛙類、蜘蛛、壁虎、蜥蜴；空中則有蝙蝠、燕雀等。若這些掠食者數量減少，蚊子數量就大增，登革熱就爆發了。

台南市的嚴重疫情，若從達爾文的角度看，也是蚊子的掠食者數量減少，導致蚊子數量大增的結果。但為何蚊子的掠食者會減少？

一個推論是：台南的氣候、地形、濕度等天然環境產生變化，讓這些蚊子的掠食者，在生存競爭中敗下陣來，掠食者數目大減，蚊子就大量增加。

但這個推論是不成立的，因為台南的氣候、地形等自然環境，並未在短時間內就有大變化。和台南相鄰近的縣市如嘉義，自然環境相似，也沒有出現蚊子傳染登革熱的大規模疫情。

為什麼台南的蚊子掠食者會減少？可能的解釋是：台南市在出現疫情後，防疫人員噴灑大量消毒劑，雖然殺死一部份蚊子幼蟲，但卻殺死更多蚊子的掠食者。掠食者數目大減，使蚊子幼蟲受到的數量抑制下降，蚊子數量因而大增。

按照台南市當地防疫官員的說法，台南市出現登革熱確診病例後，「立即噴藥消毒」，雖然殺死蚊子幼蟲，卻消滅更多蚊子的掠食者，蚊子數量不減反增，疫情就更嚴重。

其它縣市雖也有登革熱疫情，但並沒有像台南嚴重，它們和台南之間的局限條件差異，就是「噴藥」。其他縣市的蚊子掠食者的數量並未因此減少，它們就在生存競爭中，抑制了蚊子的數量，使疫情不致擴散。

用達爾文在《物種源始》的話說：

「當一種植物或動物，若被放置在新的地方而處於新的競爭者中時，雖然氣候可能和它的原產地完全相同，但它的生活條件一般在本質上已發生了改變。如果要使它在新的地方增加平均數，我們就不能再用在其原產地使用過的方法，而必須使用不同的方法來改變它；因為我們必須使它對於一系列不同的競爭者和敵害占些優勢。」（p.96）

傳染登革熱的蚊子也是一樣：倘若噴灑消毒劑，也消滅了蚊子的掠食者，為蚊子創造更適合繁衍的環境，疫情反而更嚴重。其他縣市因為並未像台南這樣噴藥，蚊子的掠食者尚未消滅，抑制了蚊子數量，也間接抑制了疫情擴散。

這是從演化論的角度，對噴藥的有效性提出另一種解讀。當然，生態系統非常複雜，如達爾文所說「我們對於一切生物間的相互關係實在無知。」（《物種原始》p.96）。演化論也只是解讀噴藥是否有效的其中一種視角而已。達爾文說：

「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牢牢記住：每一種生物都按照幾何比率努力增加，每一種生物都必須在它生命的某一時期，一年中的某一季節，每一世代或間隔的時期，進行生存鬥爭，而大量毀滅。」（p96）

噴藥自然不會是全無效益的，只是若它的成本－也就是蚊子掠食者減少，導致蚊子數量的增加，大於其直接殺死的蚊子時，這個方法是否值得採用，就需要更多的考量了。

作者簡介_楊少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