鴕鳥人民才是債務蔓延的始作俑者

近期我造訪歐洲時發現，經濟學家、媒體和商界人士都對當地的政治人物徹底失望。他們大聲質疑：「為什麼政治人物看不見眼前崩裂得深不見底的淵谷？為什麼不能齊心合作並一鼓作氣解決歐元危機？」

即使這些政治人物在解決方案上無法達成共識，難道不能心平氣和坐下來研討出一個完整計畫，別再老是只做半套嗎？現在是因為有歐洲央行大膽決定長期借錢給銀行，最近可以喘一口氣，爭議也稍稍平息，但相反的，老是趕不上局勢變化的政治人物，卻正在搞垮歐洲。

他們領導國家顯得舉步維艱，為什麼？

其中一個很容易沒被考慮到的答案是，政治人物壓根就沒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政治領導人不須是經濟天才就聽得懂建議，許多都是既聰明又涉獵甚廣的菁英。

第二個答案，政治人物受選舉週期左右，大多短視近利。這一語或多或少言中，卻不夠充分，因為再微小的政治動作都會產生反效果，經常充分體現在競選連任期間。

都是政客的錯？沒人民授權寧坐視不管

我所聽到最一針見血的答案是來自德國央行（ Bundesbank）前總裁韋伯（Axel Weber），他也是一位敏銳的政治觀察家。這些問題在韋伯看來很簡單，不過就是政治決策者沒有獲得公眾授權，好整以暇的應對問題，特別是那些一開始看來似乎微不足道，但若遲遲未加理會，到最後必然是勞民傷財的新問題。

若是過去沒經歷過的問題，不適時解決，將會耗費多少潛在成本，公眾無法得知；如果採取行動防範問題發生，使得公眾沒有機會經歷被避掉的災難，選民甚至會懲罰那些防患於未然的政治人物，因為採取行動，必然就會有立即的花費產生。

即使政治人物極有遠見，明白視而不見將引起多大災難，他們也很難說服選民或看不見這點的黨員為此付出一些短期成本。

光說不值錢，更何況還拿不出證據來，相反的，安於現狀往往令人覺得比較舒適。因此，政治領導人只能隨時間過去，累積自己採取正確行動的能力，等待人們為坐視不管開始付出代價時才出手。

如果坐視不管所耗費的成本呈現穩定增加的話，災難仍然可被避免；然而，最可怕的是，這些「坐視不管的成本」長期處於無形，卻會在瞬間暴增，等到領導人獲得人民授權處理危機時，一切可能都為時已晚了。

過去早有教訓！邱吉爾的警告，沒人相信

典型的例子，就是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對希特勒（Adolf Hitler）野心所提出的警告。在《少年希特勒》（Mein Kampf）一書中可以讀到希特勒的具體描述計畫，而且他本人在演說時也毫不掩飾；然而，只有少數英國人相信那些計畫，許多人則認為共產主義才是更重大威脅，特別在大蕭條渺茫無望的那幾年。

納粹於1938年分裂捷克的行為，使希特勒的野心昭然若揭。隔年波蘭被入侵後，邱吉爾才被任命第一海軍大臣、1940年法國被入侵後才升任首相，當時英國已陷入孤立了。

邱吉爾若早點掌權，英國的情況或許會好一些，但這若成真也意味著，斥資整頓軍備，對那些心存僥倖，認為希特勒是隻紙老虎的一派來說，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政策。當然，同時這還意味著，大眾必須將英國命運託付給一個今人視為不屈不撓的領導者、但在當時卻絲毫不被信任的政治人物。

坐視不管所耗費的非線性成本在金融部門尤為明顯，而且可能特別棘手：如果政治人物為了取得授權，過度強調採取行動有其必要性，他們一心想遏制的混亂，很有可能會加速爆發。

從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危機到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期間，美國政府在遏止問題擴大方面能使力的領域很少，儘管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這兩家擁有政府撐腰的抵押貸款擔保業者在這段期間都被公家接管了。

光是雷曼兄弟事件爆發後，市場恐慌蔓延的程度，就讓美國國會批准了問題資產紓困計畫（TARP，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尤其是金援銀行與汽車業；當時也只有聯準會（Fed）與財政部（與全球各國當局聯手）手忙腳亂的採取行動，預防體制崩潰。一場原本估計造成幾千億美元損失的次級房貸問題，最終對全球造成了成本難以估計的後果。

若債市再惡化……政治人物才有處理空間

同樣的，歐元區的政治人物只有在市場反映了坐視不管成本更高時，才能獲得授權採取大膽措施。很難看見政治人物願意走在問題爆發之前，更別說德國試圖設限自己要出多少錢的行為了。

在歐洲央行為歐元區多爭取到一點時間之際，市場一片沉默，或許是好壞參半的反應。歐洲人是否受夠了深不見底的淵谷，因此不再阻止政治領導人採取強硬行動？若還沒有，那麼市場將繼續惡化下去，直到有一個針對歐元區危機的綜合性解決方案出現為止。

同樣的，等到政府債券收益和美國一樣低，縱有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的彼得森（Peter Peterson）這類末日預言家頻頻大聲疾呼，公眾照樣不覺得財政問題有何急迫。有人希望，接下來的美國總統選舉，會在稅制與補助改革上開啟更具知識性、開明的公開辯論，否則就需要靠債券市場收益的急速上升，迫使公眾相信問題存在，並給政治人物一些處理的空間。

別再怪領導人的短視與優柔寡斷，錯誤，也許是在我們這些不想聽些杞人憂天聲音的公眾身上。

小檔案＿拉詹　Raghuram Raj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