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禮貌病」：抗議要有禮貌、對奧客要有禮貌、車上沒人也不能坐博愛座

幾年前，我在某間公立高職擔任公民科兼課老師，運動會當天下雨，活動延期，卻剛好碰到段考日逼近，有些老師抗議，學生這個時候該好好念書，別再讓學生為這些「玩樂」之事，又無心讀書一個禮拜了吧！運動會可能取消的消息一傳出，下午的打掃時間，有學生穿著雨衣，在行政大樓前靜坐，教官不得不出面緩頰，承諾運動會一定會舉行，學生爆出掌聲與歡呼。

這是一個動員迅速，非常成功且和平的請願行動，可是接下來的幾個禮拜，學生們在上課時間裡，開始受到各種各樣的轟炸，這個老師說：「你們的行動太激烈了」，那個老師說：「那個XXX不是什麼好東西，你們還瞎跟著起鬨，被人賣了都不知道！」。這堂課說「這樣做只會有反效果」，那堂課說「學生就該好好地讀書」。

輪到我的公民課，剛好談到社會運動，我一提到這次的抗議，學生一片安靜，台下幾個學生露出怯怯的眼神，學生說：「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有老師上課講到這件事，而不是抱持著反對的態度。」下課時，有學生不服氣地跑來說：「我們老師說運動會本來就會舉行，他們根本不用這麼做。」

諸如此類悖謬論、無用說、有害說，都是赫緒曼所稱的「反動的修辭」，這些修辭通常是為了維持主流價值的正當性，修正、掩飾被挑戰的權威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地「理所當然」，只是我們從來沒有仔細地去思考這些「傳統」是不是值得我們去維護，乃至於這些價值一旦被威脅，就有人氣急敗壞地跳將起來，高舉秩序、禮貌、長幼尊卑的大旗，欲防患於未然。

記得我小時候，在校園裡聽到國歌要立正，每天要站在走廊升旗，國歌要唱，不唱國歌會在早自習被提出來檢討，有次我國歌唱得太大聲，竟也被檢討，說是唱太大聲反而不愛國！

現在校園裡的情況也沒有比較好，幾年前一個就讀私立國中的學生親口跟我說，他的同學因為頭髮留得長了些，被教官抓著頭髮去撞牆。我很驚嚇，當時還在學校任教的我，覺得自己的角色好矛盾，我問了一個資深的數學老師，如果遇到這樣的情形該怎麼做？數學老師說：「我會跟這個學生說，你的頭髮很好看，我也覺得很好看，可是學校的規定是這樣，可能要請你把頭髮剪掉。不是不好看，可是，能不能等你畢業以後再留？」

那是髮禁已經解除，基測也快結束的年代，這樣的情形在校園裡，仍然不是特例。明明規定不合理，或者，明明師長的管教有不當之處，可是，只要在「上級」或「長輩」的權威下，「下屬」或「晚輩」就只有乖乖閉嘴的份，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可行的途徑，能夠去挑戰或改變，就算不服氣，說理到最後，「禮貌」這面大旗就劈頭蓋下。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在意的哪是禮貌呢？只是師長的面子拉不下來，擔心自己的權威被挑戰以後，未來「怎麼教其他的學生」罷了！

所以，台灣人是個禮貌得不得了的國家，我們對老師要有禮貌，對長輩要有禮貌，對長官要有禮貌，對教育部長要有禮貌（即使是站在立法院的備詢臺也一樣）。對客人要有禮貌，以前我在小七打工時，就算客人在你面前破口大罵，還得彎腰請走，對陌生人更要有禮貌，我國中時就遇到，明明公車上只有三個乘客，坐在博愛座還會被大聲斥責。抗議得要把垃圾帶走，靜坐不能打擾居民安寧，以前我常被告誡「孝順要先順才有孝，不可以頂嘴，不要問為什麼」。我們讀一些幾千年前寫來維持封建秩序的教條，盡相信些弟子規、三字經的鬼話。

幾十年前為了改造國民的身體與思想，嚮往文明，有全民軍事化的「新生活運動」，現在為了用路禮儀，則有個像保姆一樣在捷運站各處不斷「緊握扶手，站穩踏階」，把國民當兒童的捷運「心文化運動」。在這些衛道人士的眼裡，反課綱微調的學生行動，是顯得目無尊長、沒大沒小了。

真正讓他們感到威脅的，其實一直都不是課綱，而是他們珍視的傳統價值的危機感，這種「價值觀扭曲」，世風日下的違和感，才是讓他們前仆後繼，起身救國的急切動力啊。

青少年閱讀推廣電影講座：高子壹老師

作者簡介＿高子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