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和學生談論「死亡」嗎？

經過一天的紛擾，綜合目前所能看見的所有資訊之後，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的自殺，已大致能確定是為了反對「課綱微調」而進行的「死諫」。這些資訊的流出容或有爭議，但除非再有新的材料，林冠華本人的意志基本上是很清晰地浮現了。

確定了這件事之後，我腦中一直盤旋不去的，是7月21日那天，我受邀到教育部正門前，參加反課綱學生們組織的「蘋果樹論壇」時發表的談話。在演講的後段，我提到幾個國文科忽略的議題面向，包含女性主義、同志文學、階級問題、霸凌與自殺，我認為，如果國文科一直宣稱他們有能力擔負起生命教育和倫理教育的責任，則應該選錄與這些議題有關的文章，提供學生思索的材料。

活動現場，有位記者非常熱心，從頭聽到尾，事後也寫出了很詳實的報導。但我閱讀報導的時候，馬上發現：「自殺」這個議題不見了，新聞呈現出來的，是我談「女性主義、同志文學、階級問題、霸凌」這四個議題。也許只是現場嘈雜，沒有聽清楚；但我直覺感受到的是，這位記者正在用他的善意「保護」我和這個論壇活動，故隱去了「自殺」不寫——因為前四個議題，縱然有人可能反對（比如護家盟），但都還在一般人想像的教育範疇裡。然而，和中學生談「自殺」，在許多師長父母眼中，是比上述議題更加不可觸及的禁忌話題。

這種思維，正是我們的教育思維中，對「死亡」一事不斷迴避的一貫邏輯。教育體系傾向將「自殺」病理化，劃歸給人力短少、功能不彰的輔導室處理，而不是視為每個人生命當中，都可能「過不去」的一個節點。

我們的課本極少談論死亡，若談到，不是文天祥〈正氣歌〉那樣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想方苞〈左忠毅公軼事〉這樣，為了崇高的「國家」而死。這些文章自有其可取之處，但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如果沒有認真去討論「人為什麼有時會失去生存意志」，去討論「社會結構的壓制，造成人的自我毀滅」，或甚至更幽微的憂鬱、情感的困境、存在的困惑、認同的焦慮⋯⋯假裝這種情況以前不曾、以後也不會存在，當學生猝然進入類似的生命處境，他就必須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之下，憑著本能做出決策。說得直白一些，如果我們的國文課本一談到「自殺」，就只會歌頌他們為了崇高理想獻身的精神，我們憑什麼訝異或責怪林冠華為了自己的理想獻出生命？

在這樣的教育邏輯裡，他毫無疑問在做一件正確、充滿勇氣的事，不是嗎？

我的重點不是評價林冠華的對錯，而是想要指出：正是我們在課本當中，將自殺連結上過於扁平的想像，導致我們所有人在面對這類事件時的集體失能。看看政府官員面對這類事件的標準反應就知道了。我們無法去想像，一個人決定關掉自己的時候會經歷哪些情思轉折。因此作為旁觀者時，我們只剩下原始的情感直覺：憤怒、恐懼、或試圖若無其事好逃避生者的責任。而當我們成為當事人的時候，我們甚至無法確定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該如何活下去，或如何不活下去。

在我一直關注的國文科裡，我認為目前已有一些很好的作品，可以斟酌讓學生閱讀。文學或許無法直接解決生命困境，但它就像是某種「經驗模擬器」，可以讓讀者事先經歷還沒降臨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並且在一種相對受到控制的安全環境裡，體會他人已經驗過的思索和決斷。在教師準備充足，擁有足夠的專業素養能和學生進行討論的前提下，我認為可以從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開始。事實上，這本書早就是許多高中文藝青年案頭的必備書目了，所以高中生的心智能力是可以理解的。在這本書裡，我們會看到「現代社會」所組織的秩序生活是如何抹平了人們的殊異性，使得那些擁有獨特特質的人，一直感覺自身的格格不入，終至自毀。它談論的出發點之一是同志的處境，但即使是異性戀的學生，也會遭遇這種「保持獨特自我」與「從眾」之間的拉扯，因此有足夠廣泛的思考基礎。

而如果要談到自殺的政治性，可以參考的文本至少就包含朱西甯〈鐵漿〉、陳映真〈山路〉和施明正〈渴死者〉。這三個短篇篇幅都不長，而且都能讓學生看見「自殺」並不必然只是自殺者自身的情感脆弱而已，往往都有更大的社會脈絡籠罩著他們。〈鐵漿〉是一個現代化進逼，導致傳統生活全面崩潰，而在這新舊社會之間無法順利「接軌」的人們的故事。〈山路〉則是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當下（其實也不只是當下，台灣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何時沒有抗爭？），非常適合思考「自殺」與「為理想獻身」這個議題的作品。

不管是宋代的文天祥或清代的方苞，他們的文章中所「獻身」的那種理想，早已不適用於當代政治的邏輯。那種「忠君愛國」的觀念，恰恰正是民主政治時代所應該反對的東西，是時候該更新了。而施明正的〈渴死者〉寫的是戒嚴時代的政治案件，但小說家獨特的切入視角，卻讓那位堅毅求死的角色，蒙上了一種不可知的色彩——那種不可知，或許正是「生命」最難解的疑惑，最不該輕忽的關照。

當然，我同意這樣的教學轉換會牽涉規模不小的改革。教師的專業知能和倫理守則都必須再訓練，在沒有配套之前不能倉促行事。但一條命已經付出去了，這不是第一條，我們若不快點開始，如何來得及讓他是最後一條？

我沒有辦法克制地自問一整天：如果我們的教育早點開始和學生談論死亡，今天會不會不一樣？從當事的林冠華和旁觀的我們每一個人，會不會有辦法做出其他選擇？會不會更知道如何尊重生命，同時也尊重死亡、尊重一個人的意志？會不會更能透視事物的表象，看到一起自殺事件背後的社會癥結？將希望寄託於某幾篇文章或某幾堂課程，或許並不理智，甚至有些過於誇大文學這門知識的能力了。但在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盡力之前，我們都沒有立場將譴責指向學生。是我們自己沒有擔起我們所承諾的。

如果我們一直在國文課堂上宣稱，文學能讓人「安身立命」的話，我們怎麼可以讓最易萌發自殺念頭、且又真的有足夠能力去執行這件事的中學生，單獨面對這些事情？

國文科能否有一種捨我其誰的自覺，願意扛下這件事？

我想到好一陣子以前，我曾經輔導過一名高中學生。在我們漸漸混得比較熟之後，他才開始願意和我聊一些事情。許久以後的某一天，他來找我，把制服袖口拉到手肘，讓我看他手腕到以上幾十道密麻猶如條碼的平行刀痕。「有時候真的覺得不想上學，好恨別人的時候，我就進廁所裡割幾道，然後用手沾水去抹它。這樣就會痛很久，我才會冷靜下來。」他這樣告訴我，語氣平緩。他並不是唯一一個這麼想、這麼做的，但我們的教育體系不打算給這樣的孩子支持系統，寧可讓他們背誦生硬的材料，也不想讓他們「浪費時間」來思考自己的生命。

反正等到他們出事了，再調出諮商紀錄證明自己有做事，並且將一切推給個人的精神疾病，這樣比較簡單，對吧？

專欄簡介＿戰神系作家時事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