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街頭抗爭「黑箱課綱」的中一中學生：經歷期中考、爸媽勸退...，我們還是要站出來！

5月1日，在國立台中一中創校一百周年的校慶日當天，數十名一中生以「蘋果樹公社」之名於校內靜坐，向教育部訴求退回黑箱課綱。而在當下，幾乎無人能料想這樣一場示威運動的餘韻竟然在三個禮拜後於全台爆發，種種「反對黑箱課綱，○○高中站出來」專頁雨後春筍般成立。

前所未有的串聯行動，也迫使教育部一改先前強硬態度，提出「新舊版教科書併行」、「新舊版教科書差異部分，不列入大學入學考試命題」、「即刻依程序啟動課綱檢討」等三點聲明。並且舉辦四場座談會，強調願意溝通。

然而一場看似立意良善的座談會居然以衝撞部長座車為終局，讓人不禁詫異此波運動反抗力量之強大。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尚在苦悶升學歲月的高中生們這樣的氣憤填膺？

種植憤怒的教育部

「原先媒體都聚焦在朝野兩黨或是教師與公民團體，但我覺得這是直接影響到學生權益的事情，為什麼我們不用站出來作一些表態？所以決定百年校慶就在學校中庭辦一場示威，看有沒有辦法連帶影響後續學校投入這場運動。」蘋果樹公社的成員廖崇倫回想當天靜坐的情況，對後續作用也感到吃驚：「當時辦完一兩個禮拜覺得非常失落，因為期中考將近，表示有意願聲援這場運動的學校真的非常有限，即便網路報那麼大，某些報紙把我們吹得非常厲害。直到中和高中跟新竹高中在校內舉行公民論壇，我邊滑手機想說：『哇靠，怎麼會變成這樣？好多高中有人出來聲援。』在中間的醞釀期是很久的。」

課綱微調在學生間引起的龐大憤怒並非憑空出現。早在2012年，便有教授發動搶救歷史教科書的聯署，到了2013年，半路殺出的檢核小組強硬地進行課綱「違」調之後，2014年更有一百多位歷史學者發表反對課綱微調的共同聲明。這波怒火早已流竄於全台各界，如今學生站出來捍衛受教之權利，可說是時勢之必然。

對於他們而言，教育部不單在公聽會的流程上有極大問題，因資訊不公開而被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違法後，仍然故我的態度也讓他們感到不可置信。廖崇倫無奈說：「就算今天最高法院神乎其技的判你沒有違法好了，那難道這就是一個教育者展現的格調嗎？就是告訴我們非得死到臨頭、非得被判違法才為你黑箱作業感到羞愧嗎？」

而在內容上，他們也認為這次微調課綱特別強調臺灣、漢人文化跟中國正統王朝的往來，但很多文化和臺灣的交流，甚至是原住民的史觀都忽略了。只懂處處強調大中華文化的課綱，在強調多元文化的社會裡無疑是走回頭路，又怎麼能說服得了身為教育主體的學生呢？

走入運動

蘋果樹公社的劉家愷雖然原先便有關注社會議題，卻也是頭一次耗費這樣大的心力在運動上，家住南投的他每每在討論後，回到家時已是夜闌人靜了，而廖崇倫亦是如此。

而廖崇倫的父母雖然對許多議題都抱持和他相同的看法，卻不贊成自己的兒子參與太深；「說你都在弄這些，沒在念書啊。我在今年本來要參加一場工業區的記者會，也是一直開會，段考都沒在念。我說我在救我家鄉啊！然後他就說你讀好書有更多力氣救你家鄉。」廖崇倫說。

但是，在運動的過程中，難道就沒有碰過不同意見的人嗎？劉家愷笑嘻嘻說：「如果你不認同我，也很好啊！大家就來討論。像我為什麼期望有柔性課綱和多元史觀，就是因為期待看到意見不同那種衝突，在這過程中才會發現自己想法是什麼，才會有新的東西出來。把大家都限制在一致的框架下，跟課綱單一史觀一樣，就是一種洗腦。」

而這樣的思維也影響了中區反黑箱課綱學生聯盟的組織結構，他們嘗試在運動中消弭階級與決策圈，用一個互助式的平台，以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方式運作：「這種互助會的模式，不是好像中央組織要地方組織配合什麼行動，好像我蘋果樹公社第一個出來指揮你某某學校辦個活動，我覺得這樣的模式非常不合理，所以我們提出能力分工，不要某某學校就擔任哪個職位。可能行政、公關、文書單子開出來，自己填表格。這是有階級，但是建構在這塊領域我認同你能力，大家尊重你，而不是某些人就是特權、決策者。」

運動中的盼望

這樣的運作模式讓人看見學生嘗試著將對課綱的思辨轉化為行動的意念，近距離面對社會議題讓學生有了許多不同以往的體會。在蘋果樹公社初次示威結束，尚未全島引爆時，中研院研究員楊翠華女士曾寄來一箱書給廖崇倫，是《楊克煌傳》和《謝雪紅傳》，讓他非常感動。

而在教育部舉辦座談會的當天，他更看到許多不知道名字的同學奮力阻攔教育部長的座車：「他們不是平常議題的參與者，但也跟著我們一起衝撞，真的是很想哭啊。我們剛開始都以為會關注公共議題就是這些人，因為每次出來就我們幾個，但實際上我們看到很多隱形的衝組，他們平常可能覺得這議題很陌生或有其他原因，但事情發生時他們願意站出來。」

而劉家愷也在辦講座、串聯等等過程中得到了許多收穫：「真的很神奇，很多教授給我他的聯絡方式，而且都非常熱情。過程中我不只是策畫者，也是聽眾，聽到歷史可以朝怎樣的方向發展。」

他們在運動的過程中，慢慢發現，除了原本的程序問題和單一史觀外，課綱的議題其實可以更深更廣：「像是瑞士，或有些歐陸國家都採用柔性課綱，只會針對某個特定主題，例如說十九世紀器物史，他不會規範你特定史觀，而是老師自由發揮學生自由學習。而且像德國會有很多反思性的問題，像是為什麼我們會產生納粹？或雅典民主是現在的榜樣嗎？他用大量的問號，開放性的討論方式在課堂上展現，而不是像台灣這樣教授特定知識。教育部為了自己好應該用這種課綱，也是一個比較進步的教育。」

他們認為台灣的歷史教育必須建立在這個問號之下，但這問號卻始終缺席。反對黑箱課綱的運動背後，其實不單單只有對於「程序」與「非專業」的不滿，更包含著他們對於「理想的教育該是如何？」的期待。

然而，王曉波與吳思華等人動輒高呼「合憲」或替反對微調的歷史學者們扣上「政治力介入」等帽子，何曾在乎過學生的想法呢？教育部的聲明永遠看起來這樣的富有溝通誠意，但卻突襲似的在前一天無限延期了接下來的三場座談會，難道真要將學生對教育部那一丁點殘存的信任都剝奪掉嗎？

如斯傲慢

談起第一場座談會，他們的語氣至今還是飽含著不可置信：「如大家所見，他不斷閃躲問題，叫事務官幫他背黑鍋，我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他明明知道事務官沒有決策權還一直叫他當代罪羔羊，大家可能罵的是署長、國教院主任，事實上決策權在部長，是部長閃避了我們的問題，是部長迴避了我們的訴求。所以會有一些比較激烈的場面，是他自己要警惕，因為我們無路可走，等於是教育部一步步把我們逼上街頭。」

那天，中一中的學生在第一現場得不到教育部的回覆，而黑頭座車緩緩駛離，像是傲慢的浮華惡獸。

或許，是座談會上教育部官員們的蠻橫與無誠意突然間與眼前映像疊合起來。

或許，那景象太魔幻，像是嘲笑著撕咬著內心。

於是五個、十個…更多學生們站到了教育部長的座車前，開始試圖擋下這輛車，擋下那可能是年輕的一生中首次感受到的，清晰可見的巨大惡意。

「因為我們無路可走，等於是教育部一步步把我們逼上街頭。」

那天兩位同學說話的語氣依然清晰，而這樣熾熱的話語從來無法傳入部長的耳中。只要當教育部仍然試圖操作學生的憤怒為政治介入、只要他們仍然掩起耳來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這個只知「思華」而無意溝通的教育部，就會繼續愧對教育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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