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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 職場修練

「大家覺得隨便都能找人取代我...」時薪百元、補習班櫃台女孩的無奈心聲

「大家覺得隨便都能找人取代我...」時薪百元、補習班櫃台女孩的無奈心聲
撰文者:吳曉樂

上一篇文章,自從進入補習班工作之後,除了正視到「親職外包」背後的階級現象之外,另一方面的收獲是,我得以站在一個很近、很近的位置,去觀看站在第一線服務的人員,他可能要面對的困擾;以及,在不合理的勞動條件中,勞動者要為自己發聲的可能性,竟遠比我想像的更要困難。

一、工作技術性高低,如何斷定?誰來斷定?

所有企業,不免需要有個櫃檯作為對外窗口,我授課的補習班也不例外,且不止一位,總共四名。隨著我在補習班授課的天數拉長,我跟補習班的櫃檯之一,雪倫,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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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注意到,雪倫的工作項目很龐雜,每一件分開來看似乎無足輕重,但無形中累積起來即是很驚人的份量。如聯絡家長、訂餐、印考卷、製作海報、跟參考書商接洽⋯⋯等等。此外,雪倫每天要面對大量的訪客,她必須在短時間內判斷訪客前來的目的,並且將對方引導到最適切處理問題的人選面前。

但是,我也看見,不論來者所求為何(可能是接送小孩、或者是詢問課程細項),身為第一線服務人員的雪倫,她得到的尊重非常有限,一旦她作出不完全令人滿意的答覆,她時常得承擔不同訪客有意無意施加的情緒,可能是嫌棄雪倫處理的時間太慢,也可能是抱怨雪倫讓他等了太久。儘管如此,雪倫臉色沒有不悅,仍努力試著做出合宜的應對,與此同時,來自內部的行政庶務,仍沒有一秒停歇地,對雪倫作出指示:「待會幫我送印好的考卷上來」、「你幫我聯絡一下學生的家長」。

我很納悶,為什麼雪倫得不到足夠的尊重,照理說這不該成為一個問題。跟雪倫聊天,她說出自己的想法:「因為大家都覺得,我不過是坐櫃檯的,櫃檯這位置,沒什麼技術性可言,換誰來坐都可以⋯⋯如此一來,自然不會太在乎我的感受。」

雪倫看我一眼:「難道妳沒發現?大部分的家長,主任、其他老師對妳說話是較為客氣的,為什麼?因為他們覺得妳是老師,妳有『專業』,要取代妳並不容易,換一個櫃檯,大家不痛不癢;換一個老師,可是會造成很多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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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倫的答案我並不滿意,在我眼中,我會說雪倫也是「有其專業」,她得在短促的時間內滿足來自各方的需求,作出適切的回饋,同時還得掛著笑容,這不僅考驗著臨場反應,也要求她的情緒智商。老實說,雪倫的工作,若換成我,一切將會進行得很糟,我壓根無法面對這麼高度密集的體力/情緒勞動。

究竟是雪倫的職業毫無技術性,抑或,毋寧說任何職業背後,或多或少存在著所謂「技術性」,端看我們如何定義「技術性」(例如:得體地協調不同訪客的需求),以及,我們有沒有能力(其實是意願)去辨識不同職業背後潛在的技術要求。

縱然,今日我們認定一項職業確實欠缺技術性,被取代的可能性很高,但這足以作為支撐我們付出較少尊重的依據嗎?還是說,當我們將一項職業跟「低技術性」畫上連結,不過是方便我們低看、甚至瞧不起他人職業的藉口而已?

二、 在不合理的勞動環境中,勞工亦可能習得了無助

但雪倫後續告訴我的,比上述的問題更棘手。

隨著認識日久,一天,雪倫發起牢騷,說自己在補習班的時薪是一百元整,又,雖然表定下班時間是八點,但完成交辦事項後,實際下班時間常晚於八點半,中間的落差也是沒有薪水的。初聞此事,我直觀地疾呼:「這一切的勞動條件均不合理,妳趕快蒐集資料,去向勞工局投訴啊。」

這是我所受的教育告訴我的,一旦權益受到了侵害,你必須展開救濟。比較白話的說法是「不要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我當下十分義憤填膺,拼命想方設法,沒想到,面對我如此高漲的情緒,身為當事者的雪倫倒是很平靜:「沒關係啦,我已經習慣了。我跟其他櫃檯私底下聊過,發現大家的情形差不多,我們之前有跟老闆討論過,但沒有一次得到正面的回應。久而久之,大家也不想爭了,做一天算一天吧。」

見雪倫這麼消沈,我竟跟著緊張起來:「妳若這樣想,就是縱容老闆繼續壓榨妳,這樣不行,妳要站起來爭取自己的勞動權益,難道妳父母見妳受到這樣的對待,不會惱怒嗎?」

像是被刺到一樣,雪倫一下子變得很激動:「我跟我父母抱怨過好幾次了,但每一次他們只會說,時機歹歹,有工作就該知足感恩了。再說,我要繳學費、也得支付在外租屋的租金,一個月光是不吃不喝就有近萬元的基本開銷;一旦我跟老闆撕破臉,老闆故意不發薪水,日子馬上就陷入困境了。」

聞言,我像是消了風的氣球,很是氣餒,也有些慚愧,忍不住怪罪起自己的粗心,我怎沒想過,一個為了畢業展忙得沒日沒夜的大四女生,為什麼每個晚上仍要花近5個小時來補習班打工?答案其實昭然若揭:經濟條件。

要雪倫去為了自己的勞動權益抗爭,是「最符合雪倫」的正義嗎?恐怕不是。對雪倫而言,最大的風險就是在談判過程中,老闆扣住她的薪資,她很可能因此繳不出房租,在房東面前失去信用;另一個切入點是,她即將從大學畢業了,生活變動不可謂輕微,此際與老闆為了薪水一事起爭執,對她而言,縱然最後爭取到所謂「合理的薪資」,但過程中要付出的時間與心力,恐怕是她無力再行支出的成本。

我拋出最後一個問題:「那換個待遇好一點的工作呢?」

她睜大眼睛看著我:「我有辦法找到更好的工作嗎?新聞上血汗職場的例子比比皆是,領不到加班費的人所在多有。我不比他們強,怎麼要求更好的待遇?」

像是被人從後面狠狠敲了一記,從雪倫睜大的雙眼,我看見自己近乎單蠢的天真。雪倫不是沒有做過努力的,她曾集合過其他同事,試圖跟老闆談判,沒有獲得正面回應後,大夥們也逐漸變得沈默,轉而選擇忍受糟糕的勞動條件;而雪倫的父母,或許是受限於種種條件(家中財務狀況、文化資本不足⋯⋯等等),也反過來要求女兒「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要與老闆產生齟齬。哪怕是打開電視,雪倫所接收到的訊息亦不友善,再再提醒雪倫「接受吧,這就是現實」。

久而久之,雪倫不再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勞動環境,只是繼續消極地忍耐,到最後,她完全失去了為自己挺身的勇氣。這是雪倫教導我的第二件事,當勞動者最終不再挺身為自己的權益而戰,並不總是因為他天性懦弱或者懼於反抗,也可能是在拮抗的過程中他的決心正一點一滴被消蝕;此際,若有人唐突言稱他們的忍讓造就資方的霸道(一如我對雪倫的反應),不啻是在他們生命中千百負擔中,放下最後一根稻草,真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啊。

延伸閱讀:疲憊的父母、崩潰的老師、被壓榨的孩子...我在補習班看到的3種過勞族

作者簡介_吳曉樂

台中人。1989年生。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喜歡鸚鵡。
鸚鵡被關在籠子裡,久了會學會開門,希望有一天,更聰明的人也會學會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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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人。1989年生。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喜歡鸚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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