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言論自由告急

最近在某個英國文學節上，我和一群人討論了言論自由問題。對自由派而言，言論自由是自由的關鍵指標。凡民主必有言論自由，凡獨裁必壓制言論自由。

當我們西方人將目光望向全球的時候，持有的仍是此一觀點。我們譴責對作家和記者實行噤聲、囚禁甚至殺害的政府。無國界記者組織手上有一份名單：光是今年就有24名記者被殺害，另有148名記者被囚禁。在「阿拉伯之春」中，我們所看到部分承諾就包括媒體不再被獨裁者所把持。

然而言論自由在西方卻在告急。從傳統上說，英國法律對於「言論自由權」有兩大限制。一，禁止有可能破壞公共秩序的用詞或表達方式；其二便是誹謗罪。這兩大限制是為了維繫和平以及保護個人名譽不受謊言侵害。絕大多數自由社會都視這兩大限制為理所當然。

但關於言論自由的法律最近卻越來越嚴格。如今，「煽動宗教及種族仇恨」以及「煽動基於性取向的仇恨」在絕大多數歐洲國家均被明令禁止，不管是否威脅到公共秩序。言論自由法律從禁止可能引起暴力的言論轉變為禁止挑釁性言論。

禁止否認納粹大屠殺言論的法律就是明證。15個歐洲國家以及以色列將否認或淡化納粹大屠殺視為犯罪。其理由也許是納粹大屠殺是絕無僅有的，屬於被普遍承認的罪惡，可以視為特例。但特例總免不了越「特」越多。

法國已開始將否認任何「國際公認的人權罪行」的行為視為非法。穆斯林國家禁止將1915—1917年亞美尼亞大屠殺稱為「種族滅絕」，而在一些歐洲國家，不將其稱為「種族滅絕」才是非法的。一些東歐國家也明令禁止否認共產主義「種族滅絕」。

我們曾天真地將對回憶的審查視為獨裁的標誌，但現在「自由的」西方卻漸有燎原之勢。事實上，官方審查只不過是文化審查的冰山一角。公眾人物必須時刻小心不要因口無遮攔引火上身，不管有意還是無意。

違反文化潛規則會令你名譽掃地，甚至還會威脅到你的飯碗。英國內政大臣克拉克最近就不得不就自己關於「某些強姦沒有其他強姦那麼嚴重」的言論道歉，暗示需要在法律上予以區別對待。出言不遜然後忙著鞠躬道歉已成為公眾人物的日常生活。

在經典之作《論自由》中，密爾站在自由探索是知識進步的基石這一角度捍衛言論自由。對歷史探索的某些領域的加以限制則建立在相反的基礎上：真相早已大白，對此表示質疑乃是大不敬。

這個理由十分可笑，歷史學家都知道，根本沒有什麼終極歷史真相。

歷史沒有責任捍衛公共秩序和道德，但有責任記錄發生過什麼。受法律保護的歷史確保歷史學家可以安全地發表言論。毫無疑問，按密爾的原則行事通常要求我們保護惡名昭彰人物的權利。大衛·埃爾文（ David Irving）寫了捏造的歷史，但如果密爾得知他在奧地利因「否認納粹大屠殺」的受審和入獄，一定會大驚失色。

比較起來，「政治正確」起因是來自真相不可知的爭論。關於人類情況的描述本質上都屬於觀點。某甲對觀點的描述免不了會冒犯某乙，而這樣的描述對發掘真相又起不了什麼作用，於是某甲所作的描述對某乙構成多大程度的冒犯就成了判斷某甲言論是否可接受的標準。

因此就出現了用詞、用語和觀點禁忌，它們暗示某些個人、群體或行為屬於上等或下等、正常或不正常；我們需要尋找更加中性的方式來描述社會現象，卻犧牲了語言的活力和樂趣。

舉一個典型例子。在公開演說中，「婚姻」一詞已被「家庭」所取代，這是為了暗示所有「生活方式」的價值都是平等的，儘管在現實中大部分人還是渴望結婚的。稱同性戀為「反常」也成了禁忌，儘管20世紀60年代激進哲學家馬爾庫塞最初使用的正是這個詞（他大力頌揚同性戀，稱這是持異議的表現）。在如今馬爾庫塞口中的「壓抑的寬容」的環境下，這樣的用詞被視為是「侮辱性」的。

「政治正確」蔓延背後的社會強制力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基於基本價值的單一文化社會已經不復存在。試圖在多文化社會中灌輸「英式」、「荷蘭式」共識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不管它們的包裝多麼精美，身份認同最終都逃不過破碎的命運。

於是，公眾話語成了文化交流的統一貨幣，每個人都注重個體的習慣。結果是為平息政治和道德爭議而產生的狡辯之詞也越來越多，而這又造成了公眾話語與大眾日常思維之間的差別日益擴大。

大眾媒體的橫行並沒有讓捍衛言論自由變得更容易。我們需要自由的媒體來揭露權力濫用。但如果新聞調查被收買，淪為揭露名人私生活而對公共利益隻字不提時，其本身的信譽也就掃地了。娛樂八卦已經演變為對隱私的侵犯，而報紙大言不慚地聲稱任何試圖讓它們遠離人們臥室的舉動都是對言論自由的侵犯。

你知道當某某主義的捍衛者都搞不明白他所捍衛的主義到底意味著什麼時，這種主義已是強弩之末了。從這一點上看，經典的言論自由主義已經陷入了危機。我們最好趕快挽救它——不管是從法律上、道德上還是文化上，要不然的話，我們就要弄不清生活在自由社會中代表著什麼了。

作者簡介＿斯基德爾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