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址之信

朋友從苗栗寄一張明信片到商周給我，但地址不完整，只寫：「台北市民生東路，王文靜」。神奇的是，我竟然收到了。我不是馬英九總統，也不是張忠謀董事長，不具備高辨識度的上班地址，但郵差先生讓一位平凡老百姓──我，有一個意外與感動的驚喜。能收到這張沒有地址的明信片，我太不可置信，開始好奇它如何被送抵，以及是「誰」讓這件事發生。

這事疏忽在寄件者，郵差先生既沒有義務，也不須浪費時間救這封信。況且，解決問題會得到收件者登門感謝，還是主管會統計他的正確送達率，給予嘉獎？顯然都不會。這樣的缺址信件每天應該很多。按照標準作業流程，這封信會被退回苗栗的寄件郵局，張貼於公布欄供認領。可以想見，其下場就是不了了之。有意思的是，有一位郵差默默的讓這張卡片的命運不同。而且，他應該經常如此。他是誰，為什麼如此熱心？

我不知道他是誰，但他喚起我對台灣「郵差精神」的記憶，過去幾十年有太多類似的故事在不同人、不同年代發生。在人們仍須大量靠信件傳遞訊息的年代，台灣的郵差是希望的遞送者，可靠而稱職的扮演這個角色，穩定台灣社會。現在，隨著郵差的角色逐漸在我們生活中邊緣化，郵差精神也逐漸被大家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