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資金策畫大逃亡

約六個月前,我半開玩笑的與PIMCO執行長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說,我的墓碑將刻上「安息吧,葛洛斯。他未擁有『Treasuries』(雙關語,可指美國公債或財富)。」當然,在債市或全球經濟中,取得高於參考指標的報酬比去槓桿好得多。所謂高報酬,最好認清一個事實:投資人被困於金融壓迫的環境中,未來所有金融資產的報酬率都被壓低了。突破此「困境」,就是我所稱的「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接下來,我將為大家解釋這概念。

去槓桿意味著我們曾經歷一段槓桿化時期。你可從上世紀初部分準備(fractional reserve)的銀行與央行制度誕生,或從一九三○年代美元兌黃金貶值,亦或是二戰之後所建立的布雷頓森林貨幣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美元與黃金掛鉤,對其他貨幣採固定匯率制)算起,金融槓桿化程度總是節節上升。一九七○年代初,尼克森政府放棄金本位、擁抱美元信貸,這當然是金融槓桿化過程中的里程碑;一九九○年代末,柯林頓政府廢除《格拉斯——史帝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放寬金融業管制,則是另一里程碑。

在過程中,民間部門幾乎總是十分配合:金融業發明泛稱「衍生性工具」的新信用形態,完全避開保守的準備銀行制概念。儘管一路走來發生不少意外,如存貸危機、墨西哥財務危機、網路泡沫到全球次貸危機,金融機構與市場人士理解,為維持經濟正常運作,決策當局將支持整個體系與多數個別參與者,手段則包括了發放貸款、壓低利率、擴大赤字,以及放寬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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