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美國那斯達克上櫃公司Tanox的創辦人，以及五十年來第一枚可治抗過敏及哮喘的新藥Xolair發明人，張子文在一年前，受邀出任懸缺已久的生技中心執行長一職。上任一年來雖鮮少對外發言，但生技中心上上下下彌漫著前所未有的高亢士氣。張子文表示，他主導所謂的中間研發模式，希望結合海外華人生技公司、國內創投業界，共同為台灣快速開出一條產業商業化的道路。台灣生技產業要如何走才有機會？以下是《商業周刊》總編輯王文靜與張子文的對談：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過去生物技術發展中心給人的印象就是「研發機構」，你一上任後，馬上就將生技中心做調整？ 張子文答（以下簡稱答）：生技中心是個離不開「研發」的機構，但是研發要怎麼做，這一點我有很強的意見。在我來之前，生技中心主要的研發是做自行研發（Discovery Research），我來之後，研發的方向是從中間切入，做的是有很大商業潛力的研發。 自行研發的風險一直很大，花很多金錢和時間，成果是不定的，尤其是立法院、董事會及生技社群都會給壓力，使得自行研發很容易轉變到「Me too」的研發，就是別人已經做過的，我們才跟著做。這樣的成果，就變得沒有商業價值，公司也不太願意去接。 台灣未來生技產業主流 是扮演中間研發的角色 我們現在做的研發，是中間切入，由合作夥伴申請專利，經過評估、篩選後，再引進來做繼續的研發。我們的角色，不再是自行研發，而是業界發展計畫的夥伴。 因為業界沒有辦法一下子接手國外的技術，我們接過來之後，研發部門就開始做扶育（nurturing）的工作，將國外的技術nurturing好之後，再移轉給他們（業界）。 簡單來說，台灣未來生技產業的主流，應該是扮演中間研發的角色，也就不需要從頭到尾自行研發，可以借助美國在前段成果，我們再接下來繼續的研發。中間研發後，再進行亞洲市場的開拓。 問：目前有沒有實際案例？ 答：為了這個構想，生技中心提出了一個Biofronts（生物前線）計畫。計畫共有二十人，他們在生物技術較密集的地區，例如在舊金山、波士頓、聖地牙哥等地，做發掘基礎研究、評估的工作。生技中心在台灣則是做評估和引介，從發掘、初評、細評到引進，每項動作都有很具體的機制。 有這個Biofronts的計畫，我們就可以發掘好的研究成果，引介到台灣來。舉一個例子，我們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有一個Spin Off（衍生公司）Celladom公司，這是一家生產治療慢性心臟衰竭的基因藥物，我們就和這家公司簽定協定，取得全部亞洲市場的權利，由生技中心繼續發展。 這種技術有兩層意義，一層是可發展治療心臟衰竭的藥物，另一種則是可藉此建立基因治療的平台技術。現在台灣很多實驗室都想做基因治療，可是缺乏平台技術；我們把平台技術建立起來，就可以開始做產程開發。經過臨床前研究，才可以進入第一期臨床實驗，所以平台技術的建立很重要。 問：很多已有研發成果的國外公司，都對亞洲市場很有興趣，但亞洲有這麼多國家，他們為什麼要選擇台灣？ 答：生技和高科技電子產業不一樣，它會牽涉到很多衛生單位的管制，亞洲市場非常值得開發，但是對這些公司而言亞洲很遠，太遠也太麻煩，市場他們也不是很了解。 台灣創投運作靈活、國際經驗豐富 生技產業一定要整合國際研究團隊 為什麼台灣較有機會？台灣的優點是創投運作較靈活，國際投資的經驗也很豐富，另一點，台灣的企業界，在亞洲的運作很靈活，不會亞於日本。其他還包括台灣生技基本人才比較有深度；相較於大陸，台灣的企業家又比較容易和國外公司溝通。我想有很多原因，最後談來談去，台灣人和外國人也比較容易談得起來。 另一方面，國內生技界開始越來越認同兩個觀念，一是生技產業一定要integrat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unity（整合國際研究團隊）。另一個觀念是我們做生技發展，一定要做創新，有專利權、有商業潛力的計畫。 在這些觀念之下，大家慢慢認同「Biofronts」走國際路線的做法。現在生技產業大概八○％以上的智財權在美國，歐洲的英國、德國有一部分，最重要的智財權都在這些國家。並不是國內研究人員程度不夠，而是美國的研究人員人數非常龐大，政府用在生醫方面的經費，超過我們的幾百倍。所以他們能吸引很多人才，很多的技術就從那邊發展出來。 生技產業和ＩＴ和電子產業以製造為主的發展不同。在生技產業方面，最有價值的不是製造權，而是智財權和市場權，生技產品的製造成本很低，所以要在代工得到很大的價值就不可能。所以我們就得透過這種和國外公司合作的方式，來發展短期內具有商業潛力的產品。 問：在國內除了生技中心這樣一個單位之外，像中研院、國家衛生研究院，都在做研發工作，對這些研發單位而言，要如何結合你的構想？ 答：長久而言，生技社群分工、創新應該從學術界提供，在現階段五到十年間，學術界的創新，還未能夠滿足產業界，我們並沒有否定國內創新，只是他們的數目還不夠。 問：台灣廠商承接的能力如何？ 答：整體而言，我們業界的能力還是很薄弱。 問：政府的力量可以協助嗎？ 答：一定有，政府的角色可以有很多方面，一是資金方面的協助，現在我們看到的幾個技術，有的會以新成立的公司來接受移轉，例如以Joint Venture（聯合創業）的方式，可同時接受創投與政府的投資。這也是技術授權的一種。 問：對這個過程中，生技中心是否也會入股這些新創的公司？ 答：如果生技中心在Joint Venture牽涉到很多研發責任，那是不是我們也可以獲得很多股權？公司他們都很容易接受，他們也認為生技中心是新公司的一部分，這樣未來在技術發展上，也比較有把握。 問：很多海外生技專家現在也回台灣，但是目前還未看出有何具體的成就？ 全球生技華人中，台灣菁英占半數 但年輕一代大部分漸被大陸人取代 答：國內的創新研究人才數目還是很少。事實上，全球華人生技方面的菁英年紀在四、五十歲以上的人，台灣出去的占一半以上；但四、五十歲以下、年紀越來越輕的人，絕大部分是中國大陸出去，或美國土生土長的第二代。 問：這反映的現象是什麼？ 答：台灣最近一、二十年到美國留學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他們在生物與生物醫學方面深造的人越來越少，大陸人慢慢取代台灣出去的人。 問：這是個隱憂嗎？ 答：事實上不能說是隱憂，反而可以說是個利基。 問：為什麼？ 答：我們並沒有一定要和大陸競爭。在生技產業的發展，你可以去整合世界上華裔菁英的力量，包括大陸出去的人才。台灣的資金現在有很多在運作這樣的合作，例如，今天在看一家公司，他們在做生物晶片，技術非常先進，這個公司在聖地牙哥，他們有一部分技術來自大陸清華大學，一部分技術在美國，公司的資金主要來自台灣。 台灣有產業經驗的人非常少，只有幾位，因此，我們人才的引進政策要改，不要只用台灣出去的人才。以瑞士為例，大公司像羅氏、諾華等，他們的高級研發人才甚至經理人才，有一半以上都來自國外，瑞士的經濟在全球非常突出，瑞士並沒有什麼瑞士本地的公司，都是國際公司；現在的新加坡也是一樣，他們有很多人才都不是新加坡人。 台灣創投優勢機會只有五年 這幾年不把握，亞洲國家都來搶 問：資金來自台灣，技術來自大陸，公司設在美國，這樣的組合好像最近的華人電影工業？ 答：是的，不過這種機會只有五年時間。因為台灣的創投運作是在ＩＴ產業時代塑造成熟的，這些創投業在國際上表現非常不錯，除了美國之外，台灣的創投最靈活。 問：為什麼我們的機會只有五年時間？ 答：創投經驗是可以學習的，大陸會學得很好。這幾年要是沒有去把握的話，亞洲這些國家都會來搶。 問：如果我們沒有把握住這個時間的話，誰會趁勢崛起？ 答：我們看得出來最有潛力的市場還是日本和中國大陸，大陸的資金也可以這樣子運作啊，他們的生技人才也越來越多。所以，台灣如果能在這幾年利用資金運作的優勢，把大陸人才引進來，就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問：這麼關鍵的時間，我們要做對哪些事才可能有影響力？ 答：適合生技產業的環境一定要建立起來，資金運作要更靈活。現在很多創投到美國去投資，這是很好的事，但要更有布局才會更好，另外在技術引進的事情我們做得很少，這幾年雖然已改善很多，可是改善得還不夠好。 我覺得目前是生技人才非常缺乏，有價值的生物技術也很少，這是最大的問題。在這一方面，政府的開發基金可以投入，成立很多創投，而且這些創投要有一個使命，那就是不只在國外投資，也要有一部分資金協助在國內設公司。有這樣的要求後，他們就會把人才找回來。 問：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想開發生物科技業，但是，按照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梭羅的看法，難度很高，它的風險也遠比發展高科技產業大，所以，有條件發展的國家並不多。你以為如何？台灣真的有優勢嗎？ 答：他提出很多發展生技的問題所在，但是有一點他並沒有提出，就是台灣和美國的夥伴關係。就像ＩＴ產業一樣，台美有很好的夥伴關係，因此能創造很大的價值。 在生技產業的發展中，到底我們生技產業的特長在哪裡？我們並不是和美國一樣要自行研發、開創技術，事實上我們是和他們搭配。台灣這麼小，如果在整個亞洲有很大的市場，對我們來講是個很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