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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宣佈對80%的南海擁有主權後，中國又剛剛劃定了所謂的東海防空識別區，此一舉動，使得中國與日本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增加，也威脅到了海上和空中航行的自由原則。與此同時，中國繼續在喜馬拉雅地區與印度的漫長接壤地帶｢稍稍蠶食」領土。 很少有人清楚中國同時挑釁幾個鄰國背後的邏輯。中國正在試圖逐漸改變現狀，習近平承諾要建設偉大國家——他所提出的｢中國夢」即是明證——對於這個目標，實現地區霸權與實現國內進步同樣重要。 中國的方針體現了中國將軍張召忠今年所提出的｢捲心菜」戰略：以多層次安全帶，包圍主權地區，從而阻止對手進入。該戰略需要步步智勝對手，創造關於主張地區的新的事實。簡單來說，中國就是利用糾紛，週期性的佔領發出管轄權主張，然後增加侵入的頻率和持續時間，從而建立駐軍，或迫使對手國家按中國的條件達成協議。中國的主張永遠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可以商量」。比如，中國宣稱和日本｢沒什麼好說的」，除非日本停止在無人居住的釣魚島的領土爭端上收聲。 中國認為其他國家是達到中國夢的阻礙，正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所說，｢日本首先需要承認存在爭議。全世界都知道存在爭議。」 自2012年9月以來，中國的侵入頻率開始穩步增加，接著，中國最近又開始增加侵入持續期。覆蓋釣魚島的新設立的防空識別區，是中國捲心菜式安全的最新一｢層」——這是一種單方面權力攫取，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馬上將此稱為｢為了改變地區現狀的破壞穩定的舉動」。 防空識別區甚至覆蓋了蘇岩礁（韓國和中國都有領土主張的水下礁石）空域。中國升級了其針對態度堅決的日本的消耗戰，武裝衝突（不管由於事故還是誤判引起）的風險隨之增加。中國的戰略對於較弱的菲律賓更加成功，也沒有引起嚴重風險。中國去年有效地佔領黃岩島即是明證。另一個例證是今年中國船隻對仁愛礁的控制，仁愛礁是存在爭議的南沙群島的一部分。中國尚未採取措施驅逐仍生活在仁愛礁上的八名菲律賓海軍，但張召忠已經把仁愛礁列入了中國在南海的｢一系列成就」之中。 中國的目標不僅僅是控制幾片島礁或其他不起眼的小島；它的目標是從戰略上主宰南海和東海，壟斷海洋資源（包括海地礦產）。釣魚島和南沙群島總陸地面積大概只有11平方公里；但這些島嶼周圍有著豐富的碳氫化合物石油儲量。中國正在試圖逐漸將軍事控制範圍擴大到它所主張的80%多南海海域，與此同時，中國在東海的目標是打破所謂的｢第一島鏈」。第一島鏈是位於東海的一系列群島，其中包括釣魚島和臺灣島。 相反，在資源豐富的喜馬拉雅地區，爭議領土面積巨大。在這裡，中國也在增加了侵入頻率後，現在開始間歇性地增加佔領時間。 平心而論，中國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自動成為宣戰事件的大動作。事實上，中國再三使用化整為零的伎倆，將其戰略分解為多個部分，分別推進，使各不同部分的推進所遇到的阻力最小化。 這一巧妙安排不但穩住了反對者；也破壞了美國對盟友的安全保障的信譽，降低了在亞洲建立制衡中國的戰略夥伴的價值。事實上，中國將侵犯偽裝成防禦，把開戰的包袱丟給了對手，與此同時步步為營建立中央王國霸權。中國領導人所謂的和平解決地區爭議意義僅在於不會用開槍的方式實現其強硬立場。 {DS_BOX_10500} ...

「您好，先生，有什麼要幫忙的嗎？」在巴黎飯店，迎賓奉承地問我。我立刻開始奇怪這座城市惡名昭彰的傲慢到底發生了什麼，特別是對美國遊客。如果說法國首都不再是歐洲最粗魯的城市（Europe’s rudest city），那麼我們或許得​感謝TripAdvisor等線上評等工具的增長。 旅行網站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出現，Expedia、Travelocity和其他假日預定網站就興起於那時候，旅行者輕點滑鼠就能比較航班和飯店價格。訊息不再掌握在旅行社手中或藏身於商務網絡，旅遊業因此迎來了革命，透明度增加刺激了價格的下降。 如今，旅遊業受到一場新革命的洗禮，面貌煥然一新的服務質量。線上評等平台，有的專注於飯店（TripAdvisor），有的專注於餐館（Zagat），有的專注於公寓（Airbnb），也有的專注於出租車（Uber）——讓旅行者能夠交換評價和體驗，供所有人參考。 如今，飯店企業不是由業內專家排名、分析和比較的，而是由客戶來做這些事。這創造了買賣雙方的新關係。客戶現在可以向任何感興趣的人解釋自己的選擇。結果，企業受到了極大的監督，這創造了巨大的改善服務的動機。 儘管一些讀者不在乎關於柏林飯店侍者態度倨傲，或休斯頓飯店吹風機不能用之類的瑣碎報告，但線上評等的真正力量不在於個別故事，而在於網站有能力產生大規模評級。 影響是巨大的。吸引頂尖評級的企業可以獲得卓越的增長，新客戶因為優異的總體評價慕名而來，並在光臨後給出更好的反饋。線上評等的影響力是巨大的，許多公司目前紛紛聘請數位部門的管理人員，以確保有利的線上名聲。 這套系統並非總是有益的。我們知道有一些行為不端的操盤手，他們收錢撰寫虛假評價幫你提升評級。客戶也有可能不太有格調，據TripAdvisor透露，有些客人會威脅要撰寫負面評價，除非你滿足他房間升等或其他的要求。 幸運的是，技術正在遏制這一評級濫用現象。演算法已可以通過識別同一評價者的持續積極（或消極）評論數檢測虛假評價。定位追蹤能夠確保只有真正使用了服務的客戶才能給出評價（如Airbnb）。 事實上，惡意批評因為一個相當出乎意料的發展而受到了遏制：客戶可以就服務發表觀點，服務提供者也可以為客戶評級，Uber就是這麼做的。事實上，熱門酒店有朝一日開始挑選客人也不是無法想像的事。 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傳統關係也在被其他方式打破。「共享經濟」的崛起——即團體內成員共享汽車、停車位、閒置臥室等資源——不但創造了互惠名譽，也模糊​​了買家與賣家之間的界線。 但是並不是所有服務都可以線上評等。評等的影響取決於典型消費者是否真的在決定前讀過線上評價。對預定飯店房間來說，這樣做正在日益普及，但在選擇繁忙街道上的酒吧方面，這樣做的人就要少得多（巴黎餐廳侍應生一直態度傲慢就證明了這一點）。 但即使是依賴「外觀魅力」吸引客戶的服務提供商，或許也將發現好日子不多了。「擴增實境」（如Google眼鏡和其他服務所開發的）可以將日常活動轉換為數字實體的混合體驗，其中的客戶的反應將立刻無縫地與購物者聯繫起來。 最後一個抵禦評級者的堡壘是客戶別無選擇的服務，這些服務通常由壟斷商或政府機構提供，比如機場。新加坡樟宜機場是罕有的例外：它隨時都在懇請用戶予以評級，通過界面活潑的可觸摸笑臉圖標，請旅行者就從通關服務到廁所清潔程度的一切方面的效率發表意見。 不消說，許多發達經濟體在這方面已經落後，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但寫東西——我的意思就是「寫」——必須在牆上，或至少是在屏幕上。事實上，如果你正在線上閱讀本文並不同意我的觀點，你可以在本文評論欄裡解釋為什麼。 卡洛·拉蒂（Carlo Ratti）是世界經濟論壇未來城市全球日程委員會成員，麻省理工學院智慧城市實驗室主任。馬修·克勞戴爾（Matthew Claudel）是智慧城市實驗室研究員。 {DS_BOX_10500} ...

亞洲正站在歷史的黃金機會點，三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印度和印尼都由強大且有活力的改革派領導人領導。事實上，中國的習近平、印度的莫迪和印尼的佐科維，都有望躋身各自國家最偉大現代領導人行列。 毛澤東在1949年統一了中國，而鄧小平發動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崛起。習近平要想和毛鄧看齊，就必須建立以基於規則（rules-based）的現代中國。而這首先需要清除腐敗的大老虎。 多年來，腐敗已成為中國的頑疾，地方黨政領導人和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巨大的特權和權威斂聚個人財富。這嚴重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也妨礙了驅動中國經濟邁入高收入行列所必須的基於市場的競爭。 目前，習近平似乎佔了上風。他大膽地將目標對準了此前被認為「不可觸及」的大人物，如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但與腐敗的長期鬥爭不能光依靠習近平。只有建立強大的制度以保護和培育習近平退休之後的法治精神，才能贏得這場鬥爭。 如果習近平選擇建立這樣的制度，他有強大的法律傳統可以援引。正如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在今年出的演講中所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具有深刻的歷史淵源。事實上，在西元前四世紀，政治家、改革家商鞅就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根據這一傳統，習近平可以建立強大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制度。如果他這麼做了——認識到要想贏得信譽就必須以法治精神約束黨的最高人物——他就能成為現代中國第三強勢的領導人。 在印度，聖雄甘地重新喚醒了遭遇殖民主義重創的國家精神，尼赫魯則確立了印度的民主政治文化。如今，莫迪必須為印度崛起成為全球經濟強國奠定基礎。 複製2004—2012年主政古吉拉突邦每年經濟增長10%的成績顯然將提振印度的發展前景和全球地位。但以可持續的方式實現如此高的增長率需要深遠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改革，如取消純屬浪費的補貼，特別是能源補貼，以解放資源用於（比如）增加醫療支出。其他當務之急包括縮減預算赤字、取消內部貿易壁壘、鼓勵私人投資等。 要贏得實施這些改革而不破壞政治穩定或社會團結所需要的支援，莫迪必須證明他是一個包容的領導人，有能力與不屬於其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圈子的印度人合作，包括1,500多萬印度穆斯林。如果獲得成功，他將和習近平一樣，成為祖國的下一個標誌性領導人。 在印尼，到目前為止影響力最大的兩位領導人是蘇加諾和蘇哈托。蘇加諾用他的雄辯為這個世界上最多樣化的國家之一構建了民族團結。而推翻蘇加諾的蘇哈托，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經濟基礎，將數百萬人帶出貧困。 佐科維以卑微的出身穩定權力巔峰，並且從未在其人民之子的形象和務實誠信的聲譽方面妥協。佐科維擁有長期且優秀的成績，擔任蘇拉卡爾塔（Surakarta）市長期間，他實施了一系列有效政策（如翻新市場、搬遷貧民窟和削減官僚繁文縟節），擔任雅加達省省長期間亦然（增加了醫療和教育的普及程度）。 但在全國複製這一成功決非易事。10月上臺的佐科維，必須採取措施治理不平等性加劇、不可持續的燃料補貼、根深蒂固的腐敗、基礎設施不足和過於嚴格的勞動法——與此同時還要重新建立對印尼制度的信任。 讓佐科維所面臨的挑戰更加複雜的事實是，他的執政聯盟只擁有印尼議會的約三分之一議席，其餘議員忠於他在總統選舉中的對手普拉博沃·蘇畢安托（Prabowo Subianto）的聯盟。因此，在引入新的治國風格時——比如根據能力任命內閣成員——佐科維必須小心從事，避免得罪長期從把持權力中獲益的政治和商界精英。 簡言之，如果佐科維要想構建一個印尼所需要的國家制度共識，就必須超越政治分歧。在這方面，墨西哥總統涅托的超越黨派的「墨西哥契約」（Pact for Mexico）可以作為有用的榜樣。 幸運的是，佐科維擁有獨立於黨派和宗教政治的聲譽，並且長於溝通。而作為政治外部人士，他擁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引導印尼走向更繁榮、更團結的未來——也使他本人進入印尼偉大領導人俱樂部。 中國、印度和印尼都處於跨出重要前進步伐的有利位置。習近平、莫迪和佐科維致力於應做之事，將為各自國家、亞洲和全球秩序帶來迅速的、影響深遠的進步。 馬凱碩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著有《亞半球大國崛起：亞洲強權再起的衝擊與挑戰》 {DS_BOX_10500} ...

如今，被公認為經濟能繼續成長的前提，就是要「創新」。不管是顛覆性的變化，還是只是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的改進，創新的結果都能刺激經濟的長期生產率。不但發達經濟體需要創新，新興市場也需要；而且，後者從簡單照抄發達經濟體發展模式所獲得的回報，已經越來越低，儘管所有國家都需要創新，同一套實驗方法卻不是所有市場都適用。 哈佛商學院的克里斯汀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了三種讓企業——最終是經濟——變得更強大的「廣義」創新形式。 第一，將現有的產品以漸進式的方法改良，更細分現有市場，以獲得更強的競爭力。第二，開創市場上沒有過的產品，換句話說，就是開創一個新的市場，例如SONY的Walkman或蘋果的iPhone。第三，開發顛覆性的產品，如電力、汽車，或是網際網路搜尋引擎，這些產品帶來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 政府面臨的挑戰，是設計出一個方法，去激勵更多企業和個人參與創新。這方面的大量研究受哈佛商學院的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影響，以「集群研究」為主導，通常聚焦於改善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內部地區的生產率。結果，在過去二十年中，決策者的注意力從試圖理解所謂的亞洲小龍，轉向了複製矽谷、波士頓的128路線（Route 128）、台灣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韓國的大田科學城和以色列的矽溪（Silicon Wadi）等成功集群。 但是，這些集群通常具有難以在別處複製的特徵。在很多人看來，矽谷的成就是獨特的文化遺產而非政府政策的產物（儘管政府間接地支持了矽谷最成功的新興企業）。 幸運的是，還有第三條路。歐洲、亞洲、中東和其他既無國家支持、也沒有獨特創造性商業文化地區的大量成功創新，證明了這條道路的可行性。 例如，Skype成立於愛沙尼亞，Rovio公司的「憤怒鳥」遊戲出自芬蘭；TomTom全球定位導航系統是在荷蘭開發出來的；另一家導航系統Navigon和音樂下載服務SoundCloud都是德國製造；阿拉伯互聯網提供商Maktoob，和充滿活力的動畫教育公司Rubicon都坐落於約旦；Infosys和Wipro則是印度無數技術創業成功案例的兩個代表。 在對這些案例的研究中，INSEAD的創新和政策項目（Innovation and Policy Initiative）認為有四個「C」支持著技術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成本（cost）、便利性（convenience）、品質（caliber）和創新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成功取決於企業在一國或多個市場中結合這四大因素的能力。 比如，岑斯特羅姆（Niklas Zennström）和弗里斯（Janus Friis）分別離開了他們的家鄉瑞典和丹麥，來到成本低、人才多的愛沙尼亞創立了Skype。兩個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富於創新性破壞思維的腦袋，與愛沙尼亞的低成本、創業友好環境結合在一起。 SoundCloud的瑞典創始人裡容（Alexander Ljung）和瓦爾佛斯（Eric Wahlforss）認為他們在相對便宜又位於歐洲地下音樂界中心的柏林創業更好。類似地，創立Maktoob（現為雅虎所有）的托坎（Samih Toukan）和考瑞（Hussam Khoury）得以將約旦在創新人才方面的比較優勢，與杜拜基礎設施和商業網絡的價廉物美和便利性結合在一起。 有時，一個或多個因素的巨大好處具有決定性。芬蘭基礎設施、勞動力和國內網絡的品質壓倒了Rovio的芬蘭創始人對該國高成本和不方便地理位置的顧慮，因此他們決定在祖國創業。 但是，越來越多的創新型創業將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發現，它們可以將部分或全部資產或業務遷到乙地，來規避甲地的約束。政府的挑戰是改善流動性較差的創新因素——成本、品質和便利性——從而吸引、留住和激勵自由流動的資本和最具創造力的人才。 薩米·馬赫羅姆（Sami Mahroum）是INSEAD創新和政策學術主管。 {DS_BOX_10500} ...

在我知道有曼德拉這個人存在之前，我覺得自己國家的領袖、時任肯亞總統的莫伊（Daniel Toroitich arap Moi），是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家。當時我才5歲，對我來說除了出生地——馬賽地（Maasailand）鄉下的Nairagie Enkare地區——之外的世界是一片空白。莫伊只是我心目中一個虛構的人物，他經常在收音機裡出現，而收音機這種高科技，對一個孩子來說實在太難理解了。 一天到晚，電波裡都充斥著一些傳達國父教誨的歌曲，並提醒國民要追隨他的腳步。或許以為早已對電臺裡的說辭滾瓜爛熟了，人們轉而收聽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斯瓦西裡語頻道。每到晚上6點的時候，男人們就聚在那幾個有電臺的人家——比如我家——來收聽節目。新聞只會播放半個小時，因此每個人都必須保持極端安靜。但在某一天（我後來才知道是1990年2月11日），人們開始不斷重複著一句話：他自由了，曼德拉自由了！ 我確信父親和他的朋友們早就在政府電臺中聽到了曼德拉獲釋的消息，但他們需要等BBC來證實這一點。還沒等到新聞播完，他們就衝到一家酒吧開始了慶祝。當我父親當晚回到家的時候，還高唱歌頌曼德拉的歌。不過我從來沒問他曼德拉究竟是誰。 接著那年，我開始讀書並發現原來世界不止是Nairagie Enkare那麼大。我的老師向我解釋為何曼德拉在被囚禁27年後的獲釋，對非洲人——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鄉野村夫——來說，是如此重要。 我學到，歐洲人把非洲變成了殖民地，並剝奪了非洲人的自治權。隨著非洲國家自1950年代以來先後獲得獨立，在南非的白人少數派政府，開始利用一套名為種族隔離的體制，來維護自己手中的權力，而曼德拉正是因反抗這一體制入獄的。 在1980年，除了南非之外的所有非洲黑人都獲得了自治權。而曼德拉在十年後的獲釋，則使非洲更進一步實現了一種近乎完全獨立的狀態。這個使命最終在1994年完成，種族隔離終於崩潰，南非人也將曼德拉選為本國首位民選總統。 隨著我對曼德拉瞭解越多，我就越想知道，他是如何完成這個不可想像的任務，熬過了27年牢獄，並最終成為非洲最大經濟體的總統。當我認為他已經創造了歷史的時候，曼德拉卻再次震驚了世界，宣佈自己將不會在第一任總統任期結束後，繼續參選連任。 當時我14歲，已經可以明白一位大權在握的非洲總統，能自願退休是件極不尋常的事。在我自己的國家肯亞，人們已經開始猜想莫伊總統究竟是否會在2002年第二任任期屆滿後退位。 我的求學生涯，恰好與曼德拉在非洲政治的重新崛起重疊，對此我非常榮幸。他的耐心，文雅以及和解政治，都為我提供了一個民主和優秀治理和的絕佳範本，比所有公民教育都要更加生動和深刻。 曼德拉正是那些為擺脫歐洲帝國統治而抗爭的非洲人心目中的領袖。他們希望有一個能促成各族和解，並將所有人重新聯合在一起的領袖，一個能重新讓他們找回被殖民主義奪去的自尊的人。 但不幸的是，許多非洲國家自由和獨立依然是一紙空文。自由終結在沉迷於殘酷鎮壓手段的暴君手裡，在他們斂取的巨額財富，卻撕裂了非洲社會，並將更多非洲人推向了貧窮的深淵。 事實上，就在曼德拉走過羅本島監獄大門，宣告非洲自由鬥爭勝利20年後的今天，象牙海岸和辛巴威等國的強人，卻繼續罔顧人民的意願，緊抱著權力不放。但即便如此，我還是保持樂觀，因為許多非洲總統——包括莫伊還有曼德拉的繼任者，都能服從本國的憲法，並平靜地交出了權力。 我也希望曼德拉能激勵其他像我這樣的青年人，繼續走上和平解放非洲的道路，這就是曼德拉路線。 ...

全球問題很少能一眼看透。但總體而言，仔細分析問題的各方面，能在某種程度上理解箇中原因​​，然後找出相對有效的解決辦法。 事實上，定期分析此類問題也恰恰是我身為專欄作家的滿足感所在。但最近相對有效的解決方案越來越難以實現了。 簡言之，世界許多地方都深陷衝突，而且擺脫的希望不大。烏克蘭親俄分裂分子和警方之間的暴力衝突只是該國安全局勢惡化的最新跡象。敘利亞仍然深陷殘酷的內戰不能自拔。以色列和伊朗因伊朗核計劃造成的緊張態勢，加之延續數十年之久的以巴衝突——導致中東地區動盪局勢進一步惡化。該地區十國合起來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武器市場，每年的新增採購武器甚至比中國還多。 馬里、中非共和國、南蘇丹和索馬里等一些非洲國家都被捲入無休無止的內戰，民眾連飲水都有困難，更不要說享受學校、醫院和其他社會基礎設施了。奈吉利亞的伊斯蘭民兵組織博科聖地（其實就是冠冕堂皇的犯罪集團），綁架了200多名女學生用來販賣或強迫她們提供性服務。 在亞洲，中國的軍事集結和在表達東南中國海領土要求時越來越自信的態度，引發了同樣對上述領土提出要求的日本、菲律賓、韓國和越南等地區鄰國的擔憂。還有一個不利因素是中國的經濟成長明顯放緩，而亞洲地區小規模經濟體近幾十年來都受到中國成長的有力推動。 中國並非經濟成長放緩的唯一重要新興經濟體。巴西也同樣出現了成長放緩，更不要說通膨難以抑制和赤字居高不下。此外，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等拉美國家依然受到販毒集團的威脅，那些集團的武器裝備有時甚至超過警察和軍方。 此外歐盟選舉已經告一段落。但選舉結果沒有任何意義；結果只是進一步擴大了親歐勢力和懷疑歐洲的民粹主義政黨間難以逾越的鴻溝。 雖然表面看來全球經濟似乎正從不久前的危機中復甦，但仍然充滿了風險因素，不確定性主要由750兆美元的流動性引起——自2006年來增長了50兆美元——這筆巨額資金在投機市場橫衝直撞。這些資本並沒有拉動投資及經濟成長；為少數人謀取不可預測的巨額利潤是它唯一的目標。這個泡沫會像所有泡沫那樣破裂，由此引發的危機將比2008年嚴重得多。 至少活動組織方都沒有閒著。聯合國正在籌備巴黎舉辦的第21屆氣候會議，世界領導人完全清楚此次會議將在達不成全球全面協議的情況下宣告結束。 鑑於世界所面臨的生態挑戰，我們的領導人無力就環境問題有效合作，顯然問題很多。比方說按照目前的速度，世界魚類資源將在未來半個世紀走上徹底滅絕之路。儘管如此，俄羅斯，烏克蘭和中國最近反對設立海洋保護區，而這項舉措對眾多物種的生存至關重要。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因此必須學會和平共處。但我們最主要的感覺是混亂和墮落。我們不能再坐等各國領導人解決我們的問題。全球公眾必須團結起來，迫使決策者採取和平、和諧及可持續發展的實際行動。 首要障礙就是現行國際法缺乏執法機構。問責與尊重各國主權同樣重要——這就需要某些國際機構監督和懲戒違法行為。 好消息是全球公眾在某些情況下越來越對國際干預持支持態度。但我們必須更進一步，要求任何條約都應該制定監督和制裁規則；按照時間的長短和所探討的問題對國家的干預否決權進行限制；對人類實施保護的措施由多數人投票加以決策。 第二項主要障礙是所謂「經濟學知識」的滅亡。今天，銀行業讓世界承受多數風險的同時，還在繼續投機，並為業內高層攫取其他任何行業都難以企及的豐厚利潤。 與其允許某個自利行業決定經濟運作，決策者必須確定風險投機活動和金融穩定之間可接受的平衡是什麼——並確保金融行業遵守相關規則。政府應該始終堅持以減少失業、不穩定和不平等為目標。 全球和平繁榮的第三個主要障礙是國家及市場運作不再顧及道德。各國政府和聯合國等多邊機構已逐漸喪失信譽，他們賴以立足的價值體係也逐步坍塌。 雖然主要宗教保留了某些價值觀方面的權威，但它們大多選擇了在世界面臨的真正政治、經濟、環境和安全挑戰面前保持沉默。基督教為什麼繼續關注個人行為，而不是社會和經濟的遊戲規則？以色列首席猶太法博士為什麼從來沒有討論過和平，更談不上就上帝眼中的首要問題發表聲明，追問究竟是一塊土地，還是數百萬人的生命更加重要？穆斯林當局為什麼很少譴責以先知的名義進行的犯罪行為？ 這種狀況或許也將發生變化。比如弗朗西斯教皇似乎想引導天主教會加強社會參與。全球公眾也有義務做出同樣的變化。 米歇爾·羅卡爾（Michel Rocard），曾任法國總理及法國社會黨領袖。 {DS_BOX_10500} ...

法國病得很重。有多重？標準普爾最近降低了其主權信用評級，這是法國在兩年不到時間裡第二次遭到降級。 除了降級之外，標普還對法國的預算和結構性改革提出了警告——總統奧朗德政府在過去兩年裡，所實施的這些措施，並沒有能夠改善法國經濟。 標普的降級可謂意料之外，但也算不上令人震驚。近期法國工業產出的下降，導致巨額貿易赤字，並破壞了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失業率上升至11%左右，10月份更有創紀錄的330萬人失業。與此同時，政治危機妨礙著政府追求艱難的改革。法國領導人在有效溝通和面對當前威脅方面，顯得頗為無能，政府無法解決問題，卻玩起了轉移注意力的把戲，在細枝末節的爭議上大費口舌。但問題仍然存在，不願改革的後果，可能引發災難性的損失。 而更廣的角度看，法國的問題，其實是全球經濟問題的具體展現。最近幾十年來，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在全世界風起雲湧。首先，製造及工業化，被歸類為落伍的陳詞濫調。在發達國家，汽車、冰箱、電視等大眾市場商品市場，已經飽和，二級市場早已沒有了活力，製造業就業不振，企業經營不再需要大規模勞動力，而通信和服務業又無法跟上彌補缺口，失業每況愈下，經濟增長停滯不前。 第二個突變來自過股東主宰力過大，這一趨勢已經延續了三十多年。以退休基金、投資基金和對沖基金為首的股東，給公司施加強大的壓力，逼迫公司發放優沃股利，公司領導人為了求表現，不斷投其所好。這使得企業紛紛將勞力外包，也使得CEO流動性增大，購併活動旺盛，但收購價普遍過高的種種問題。 在OECD已開發國家，工資占GDP的比重，平均下降了約十個百分點，至57%。過去30年來的累計數字大約在200—300萬億照。此，消費，這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自2000年以來便停滯不前，使得失業率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在上升。 資本主義的第三個突變，是經濟和社會的極度金融化。金融和企業管理者所獲得的報酬之高，超乎大部分人的想像。金融市場不受約束的擴張，特別是衍生品浮爛，直接導致了2007—2008年金融危機。政府為了收拾危機的殘局大量舉債，包括哪些資產負債表已經因為GDP增長減緩大受損傷的國家。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南歐國家，蕭條的經濟環境正在引發社會緊張、政治冷漠、國內動亂和違法犯罪。而揮之不去的氣候變化幽靈，也在加劇公眾焦慮。 歐洲不能繼續維持德國的主張，因為這樣只會引起緊縮和通縮，迫使國內工資和物價降低，必須發展一條讓經濟增長的長期戰略。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PaulKrugman）和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支持的政策徹底變革，只有認真考慮他們的建議，並拿出共同的長期思考和承諾能力，法國及其陷入麻煩的南歐鄰國，才能最終恢復足夠的力量，增強經濟體質。 {DS_BOX_10500} ...

這個世界上大約有4％的人都很瘋狂，都很嚇人，而且都真實存在。 但這4％對社會到底意味著什麼？就一起來想想下面這些統計數字吧：厭食症盛行率估計佔人口的3.43％，這就已經被視為一種流行病，而這個數字還比反社會人格的盛行率還要低。而精神分裂疾患的發生率只佔人口的大約1％，只有反社會人格發生率的四分之一。 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說，美國人結腸癌的發生率是每十萬人當中約有40人，這個數字已經被認為「高到很驚人」，但卻比反社會人格發生率低了一百倍。說得更簡潔一點，我們當中的反社會人格者，比得了厭食症這種廣為人知的病患更多，而反社會人格者的人數是精神分裂病患的四倍，也是已確診結腸癌患者的一百倍。 身為心理醫生，我專門治療受過心理創傷的倖存者。過去25年來，我治療了數以百計，每天都過得痛苦不堪的成年人，他們的痛苦都是幼兒期受到虐待，或是過去遭受其他可怕的經歷所造成的。我已經在《精神健全的迷思》（The Myth of Sanity）這本書裡詳細探討過這些病例，那些有心理創傷的病人都遭受很多痛苦折磨，包括慢性焦慮、憂鬱症、精神狀態解離，還有無法忍受自己竟然還活在這個世界上，當中很多人是在自殺未遂之後來找我的。 有些人的創傷是大自然或是人為災難造成，像是地震或戰爭，但大多數都是受到壞人（通常是反社會人格者，有些是有反社會人格的陌生人，但更典型的是有反社會人格的雙親、長輩或是兄弟姊妹）的控制或是心理摧殘。我協助病人和他們的家人處理他們這一生所受到的傷害，以及研究他們的病史時發現，我們之中的反社會人格者造成很深遠的損害，而且很持久，這些損害通常都很致命，而且也很常見。我治療了幾百名倖存者，我現在非常相信，公開且直接地處理跟反社會人格有關的事務，是我們所有人的當務之急。 25個人裡面大概就有一個反社會人格者，而所謂的反社會人格者主要就表示他們沒有良心。這種人並不是無法理解好壞之間的分別；而是就算他們理解，也無法限制他們的行為。這種人就算理智上能夠瞭解對錯之間的分別，但在情感上還是無法瞭解，而他們也不會恐懼上帝，但我們這些正常人就會。25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完全沒有罪惡感或是悔意，而這種人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反社會人格在人類社會裡的高發生率，會對我們這些一定得住在這個星球上的正常人造成既深且廣的影響，就算對臨床上並沒有受過創傷的人也會。那4％的人會把我們的人際關係、銀行戶頭、成就、自尊和我們的太平日子毀得一乾二淨。 然而，令人跌破眼鏡的是，還是有很多人對這種疾患一無所知，或者就算有所認識，也只會從「暴力型精神病態」（殺人兇手、連續殺人犯、大規模殺戮的兇手〔mass murderer〕）等角度思考，這種人一再犯法，他們如果被抓到就會被關起來，或許還會被我們的法律制度處死。但一般人察覺不到，也分辨不出混在我們裡面的非暴力型反社會人格者，這類人為數更多，但這類人通常不會公然犯法，而法律制度也拿這些人沒辦法。 比方說，我們大多數人不會想到「構思一場種族清洗」和「毫無罪惡感地跟老闆講一個同事的壞話」之間有任何對應關係。但是這二者不僅存在某種心理對應關係；而且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還很令人害怕。這種對應關係很簡單，但也很根本。這二者都欠缺一種我們都有的內在機制：我們做了一個認為是很不道德、很沒倫理、很不顧別人或是很自私的決定時，這個機制會懲罰我們。如果把廚房裡最後一塊蛋糕吃掉，我們多少都會有點罪惡感，而如果是故意，或是很有計畫地去傷害人，那更遑論我們會有什麼感覺。沒有良心的人都屬於同一個族群，不管是愛殺人的暴君，或只是冷酷無情的扒手。 有或沒有良心是一個很根本的劃分，這種劃分比智力、種族或甚至性別的劃分更重要。不僅僅是在社會地位、慾望、智力、嗜血或機會方面上，靠他人勞力過活的反社會人格者、偶爾搶便利商店的人，或是當代「強盜貴族」（robber baron）之間的區別；或者是普通的惡霸，和反社會人格殺人犯之間的區別。這些人跟他人的區別是在心理方面，這些人的心裡有個空洞，這些人沒有良心。 對其他96％的人來說，良心實在太根本，讓我們很少想到它。大多數情況下，良心的表現就像是反射作用。除非誘惑實在太強大（感謝老天，這種誘惑很少在日常生活裡發生），否則我們絕對不會認真考慮每一個道德問題。我們不會很認真地問我們自己，今天該不該給小孩午餐錢？今天該不該偷同事的公事包？今天該不該拋下配偶一走了之？良心默默地、自動地、持續地為我們決定這些事情，以至於我們無法想像（就算發揮最大的想像力）沒有良心的話，我們要怎麼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因此，如果有人做了一個很沒良心的選擇，我們很自然就會想出完全不正確的解釋：她忘記給小孩午餐錢了。 他同事應該是把公事包放錯地方了。她肯定沒辦法跟老公過下去了。或者我們會想出很多標籤解釋別人的反社會行為：他「很怪」、「很有藝術家的氣質」、「真的很愛跟人競爭」、「很懶惰」、「很愚蠢」或是「老是很壞」。除了我們有時候會在電視上看到的精神病態怪物（這些人的行動令人髮指到無法為他們辯解），我們幾乎看不到沒有良心的人，我們對自己和別人的智力都很好奇、連小孩子都能分辨男女、我們會因種族問題開戰。但是，對於可能是劃分人類的最重要特徵——有沒有良心——還是不以為意。 幾乎沒有人——不管他們在其他方面的教育程度有多高——知道「反社會人格」這個詞的意思。而且多半不知道這個詞可以用來形容他們認識的人。 而且就算已經瞭解這個詞的意思，大多數人還是無法想像缺乏良心是什麼感覺，事實上，我們很難想像這種經驗。我們能夠想像完全看不見；能夠想像自己得了憂鬱症；能夠想像自己的認知功能嚴重受損；能夠想像中了樂透彩，或是其他成千上百的極端經驗。我們全都曾經迷失在黑暗裡，全都曾經多少有點憂鬱，全都曾經覺得自己很蠢。大多數人也都想過，如果獲得一筆意外之財的話要怎麼花。而晚上睡覺作夢的時候，我們的念頭和想像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但如果我們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行為對社會、朋友、家人、小孩造成什麼影響時，到底會變成什麼樣的情況？要怎麼看待我們自己？不管我們是醒是睡，我們身上都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指引我們。我們能夠想像到最接近的經驗，就是生理上受到極大的痛苦，以至於我們的思考能力，或行為能力都暫時癱瘓。但就算受到很大的痛苦，罪惡感還是存在。 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絕對的無罪感是什麼情況。 良心是個無所不知的嚴格教師，良心為我們的行動定下規則，如果我們違反規則，良心就會施以情感懲罰。我們從來都沒有要求誰給我們良心。良心就是存在著，無時無刻都存在，就像皮膚或是肺臟或是心臟。而且我們也無法想像如果沒有良心的話，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無罪感是一個很多人都搞不懂的醫療概念。無罪感一點都不像癌症、厭食症、精神分裂症、憂鬱症，甚至也不像其他的「性格疾患」（像是自戀），反社會人格似乎有個道德面。大家總是認為反社會人格者很壞或是很殘忍，就連精神衛生方面的專家也這麼認為。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犯罪心理學教授羅伯特‧海爾（Robert Hare）發展出「精神病態檢核表」（Psychopathy Checklist）。目前全世界的研究人員，或是臨床醫師都拿這個檢核表作為標準診斷工具。海爾是位冷靜的科學家，關於他的研究對象，他是這麼說的，「每一個人，包括專家在內，都會被這些人欺騙、操縱或是迷得團團轉。厲害的精神病態能夠打動任何一個人的心弦……最佳防禦之道就是好好弄清楚這些掠食者的本性。」 而賀維‧克勒利（Hervey Cleckley）寫了一本經典教科書，這本書出版於1941年，書名是《精神健全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克勒利對精神病態做出了如下指控：「對精神病態來說，美與醜（除了外表）、善、惡、愛、恐怖與幽默都沒有實質意義，也都無法打動他。」 有人或許會說，「社會病態」、「反社會人格疾患」、「精神病態」都是錯誤的名稱，這些名稱只反映了一些亂七八糟混在一起的概念，而且，把缺乏良心當作精神疾病並沒有說服力。在這點上，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精神疾病（包括自戀在內），都會讓患者產生某種程度的痛苦或哀傷。 但反社會人格這種「疾病」卻不會讓患者感到痛苦或不舒服，這種「疾病」不會讓患者在主觀上感到不適。反社會人格者通常都對他們自身和生活很滿意，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們都不積極尋求「治療」。反社會人格者通常只有在法庭交付，或是當病人有好處可撈的情況下，才會接受治療。很少人是為了讓病情好轉才接受。因此，我們不禁要問，缺少良心究竟是精神疾患還是法律名稱——還是其他的東西。 反社會人格很怪異，就連經驗豐富的專家也得認輸。反社會人格跟靈魂的概念很接近，跟善惡的概念也很接近，而這種關係會使得我們很難仔細思考這個主題。 這個問題在本質上無可避免會變成「他群v.s.我群」（them-versus-us），因此這個問題就會引發科學、道德和政治上的爭議，讓我們一個頭兩個大。我們要如何從科學的角度研究一個顯然是跟道德有關的現象？誰應該得到我們的專業協助，是那些「病人」？還是必須忍受他們的人？既然我們用心理學研究來「診斷」反社會人格，那麼我們應該「測試」誰？在一個自由社會裡，我們應該把所有人都抓來測試看看？而如果有人真的被測出是反社會人格者，社會能夠拿這個資訊怎麼辦？沒有其他疾病會引發這類政治不正確，或專業不正確的問題，而反社會人格（我們都知道反社會人格和「毆打配偶、強暴、連續殺人、好戰」等等行為有密切關係） 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心理學最後一塊，也是最令人畏懼的處女地。 然而，我們最害怕提起的一個問題是：我們能否確定地說，反社會人格不會在有反社會人格的人身上運作？反社會人格究竟是一種疾患，還是一種官能症？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良心一定會在有良心的人身上運作嗎？還是說，良心不過是用來封鎖社會大眾的心理柵欄？不管我們會不會大聲說出來，但我們多少都會懷疑，因為千百年來，就算時至今日，許多舉世聞名的人都是沒有道德的人。而在我們當今的文化裡，利用別人已經變成一種流行，而不講良心的商業行徑顯然能夠累積天文數字般的財富。而在個人層面上，大多數人也都可以從他們的生活當中看到許多例子，不講道德的人就能成功，而有良心的人經常看起來就像傻瓜一樣。 到底是惡人有惡報，還是好人沒好報？那些沒有良心的少數人最後會統治這個世界嗎？這些問題反映了本書的一個主要關懷。就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過後，我就想到這個主題，九一一事件讓所有有良心的人都深陷於痛苦之中，有些人甚至感到很絕望。我平常是個很樂觀的人，但在那時候，我跟很多心理學家與研究人性的學生一樣，都很害怕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會捲進充滿仇恨的衝突，與冤冤相報的戰爭裡，這樣我們未來幾年都很有得忙了。每當我想要休息或是睡覺時，腦海中不知道從哪裡就會冒出一首已經有三十年歷史的老歌歌詞：「撒旦大笑，張開翅膀。」這首歌很有啟示錄的感覺。我用心靈之眼看見撒旦張開了翅膀，笑得很開心。而從殘骸裡飛出來的並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惡靈般的操縱者——這名操縱者利用恐怖分子幹下的好事，點燃全世界的仇恨。 我對這個「反社會人格v.s.良心」的題目很感興趣，所以我打電話跟同事討論。 我這個同事是個好人，他平常也很樂觀，很會鼓舞人，但他此刻就跟世人一樣震驚、沮喪。我們討論到一個自殺症狀變得更嚴重的共同病人，顯然是因為美國出了這樣一場大災難（但從那以後，他的病情又有顯著的好轉，真是謝天謝地）。 我的同事說他覺得很有罪惡感，因為他覺得自己被撕裂了，所以他能夠給病人的情緒能量沒有以往那麼多。我這個同事是個很關心病人、很有責任感的心理醫生，但他現在被這個事件擊垮，就跟其他人一樣，他覺得很無力。他自我批判到一半，突然停下來，嘆了一口氣，然後用一種很疲憊，完全不像他平時的聲音對我說，「你知道嗎，有時候我會納悶人為什麼要有良心？良心只會讓你吃虧。」 他的問題讓我大吃一驚，因為他平常是個活力充沛、熱情洋溢的人，憤世嫉俗實在不像他的作風。我用另一個問題來回答他，我說，「好吧，伯尼，那你告訴我。如果你有得選的話，我是說如果你真的有得選——當然你是沒得選啦——你會選像你這樣有良心，還是會選當個什麼事情都……呃，做得出來的反社會人格者？」 他考慮了一下然後說：「你是對的，我會選有良心。」 「為什麼？」我強迫他想。 他沉默了一會兒，接著發出了拖了長長的「嗯……」他最後說道，「你知道嗎，瑪莎，我不知道原因。我只知道我會選有良心。」 或許我是太一廂情願了，不過我覺得伯尼說完這些話之後，他的聲音就有了些許變化。他的聲音聽起來比較沒那麼挫敗，然後我們就開始談某個心理專業組織的計畫，這個組織計畫為紐約和華府的居民提供協助。 在我們談完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一直在思考同事提出來的問題，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要有良心？」還有，伯尼寧可選擇受良心約束，也不願沒有良心。而且，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道德家或是神學家或許能夠給出答案，「因為這是對的」或是「因為我想當個好人」。可是我這位心理醫生朋友竟然沒辦法從心理學的角度給出答案。 我強烈地覺得，我們需要知道心理學方面的理由。特別是在此時此刻，這個世界已經快要毀於全球性的商業騙局、恐怖主義、冤冤相報的戰爭，所以我們需要知道——從心理學的角度——為什麼當個有良心的人，比當個沒有罪惡感或悔意的人好。某種程度來說，這本書就是我的答案，就是身為心理醫生的我，對「為什麼要有良心？」這個問題的回答。為了解答，我先討論沒有良心的人，也就是反社會人格者，探討他們的行為舉止，還有他們的感受。這樣我們就能夠更深入地研究良心的價值，也更能夠發現良心的意義，因為其他96％的人都擁有會惹惱自己、會讓自己感到痛苦、會約束自己行為（這一點是真的）的良心。接下來，我還會讚揚那個微小的聲音，以及擁有良心的大多數人。這本書是為了那些無法想像其他任何生存方式的人所寫。 我也打算用這本書來警告好人：「反社會人格者就在你身邊」，並且協助他們對付這個問題。身為心理醫生，我已經看過太多生命差點毀於少數沒有良心的人。 這些少數人不僅很危險，而且難以辨認。就算他們並沒有使用身體上的暴力——尤其他們又跟我們很熟或是很親近——但他們都擁有足夠的能力毀掉一個人的生活，也都有能力讓整個人類社會變成危險之地。在我看來，沒有良心的人支配其他有良心的人，就是著名小說家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所說的「弱者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weak）的一個恐怖例子。我認為所有有良心的人都應該認識這些沒有良心的人，瞭解他們的日常行為舉止是什麼樣子，才能夠辨識，而且也能夠好好對付這些沒有道德而又殘忍無情的人。 {DS_BOX_14315} ...

經濟成長、代議制民主和中產階級的擴張，聯手將拉丁美洲帶進一個陷阱裡，公民期待成長的速度，遠大於政府滿足他們期望的能力，不滿的中產階級於是掀起示威和動亂，用選票將不作為的政府趕下台。 但很少有人會想到，這個不滿的浪潮會威脅到拉丁美洲最有能力的總統、哥倫比亞的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以及拉丁美洲最偉大的傳統之一：巴西足球。 桑托斯大膽而有效地治理哥倫比亞已經四年。他不但與美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糾正了前任政府侵犯人權的行為；還頂住了去年的學生、教師、農民和商人大示威，大刀闊斧地進行了重要的改革。儘管哥倫比亞經濟的成長速度仍趕不上該國的需要，但比拉丁美洲其他許多國家表現要好。 最重要的是，桑托斯與哥倫比亞的武裝力量（FARC）進行了和平和解除武裝談判，鞏固了他的政治資本。FARC是實力強盛的哥倫比亞游擊隊組織，在哥倫比亞作亂已有40年。儘管從三年前的古巴談判以來已經有了一些進展，但談判一直進行的十分緩慢，讓桑托斯的前任烏里韋（Álvaro Uribe）等反對者有充足的時間動員公眾反對談判。 桑托斯的對手利用對特赦FARC領導人的反對聲浪（而這一讓步又是達成協議的重要條件），將第一輪選舉變成了對談判的公投。桑托斯以近五個百分點的劣勢輸掉了選舉。哥倫比亞人陷入恐慌，他們把帳算在桑托斯頭上。在第二輪選舉中，桑托斯收復了失地，但他的獲勝優勢比六個月前的所有預測都要小得多。 巴西人也陷入了恐慌，他們把怒氣發洩在了執政的工人黨（Worker's Party）上。正在舉行的世界盃足球賽和2016年奧運會是工人黨領導力的兩大主要象徵。自本月早些時候世界盃開幕以來，10月份將參加連任選戰的總統羅塞夫的支持率開始下滑。 工人黨總統——先是盧拉，接著是羅塞夫——認為在兩年中接連舉辦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大體育盛事，標誌著巴西將成為崛起的世界強國。他們的邏輯是合理的，雖然有些自大；此前只有兩個國家——墨西哥和德國——曾經連續舉辦了世界盃和奧運會。 但巴西的崛起並不像其領導人認為的那樣篤定。2011年，巴西經濟陷入停滯，此後產出一直不見成長。中下階級在前幾年人數擴大了幾千萬，不復成長，消費債務大幅增加。 甚至連受強勁的中國需求推動的商品價格暴漲趨勢也難以為繼，事實上，隨著中國和印度GDP成長的放緩，它們對巴西商品的購買量亦然。 巴西人認為祖國走向長期繁榮的信念遭到無情碾壓，他們把帳算在了羅塞夫頭上。去年6月，聖保羅公交費用向上微調，激發了席捲全國的示威，巴西人民憤怒譴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低下，而稅收卻是拉丁美洲之最。在此背景下，示威者還抨擊政府將數十億美元用於世界盃基礎設施建設，包括球場、飯店和機場。 幾年前，壓倒多數的巴西人支持在祖國舉辦世界盃。到去年5月，這一比例下降到一半。對於這個世界上足球迷最狂熱的國家來說，如此之低的支持率令人吃驚。全國上下都存在小規模但尖銳的反對遊行。羅塞夫的反對者希望遊行能夠干擾比賽，破壞巴西的國際形象；一些人甚至希望巴西隊輸球。 如此結果絕不利於國家。不管巴西中下階級如何失望，成功的世界盃都是他們的最佳選擇。類似地，與烏里韋支持者的觀念相反，桑托斯連任並繼續追求和平才是哥倫比亞現在所需要的。越多的公民理解和支持桑托斯，成功的可能就越大。 所有這些不確定性道出了巴西和哥倫比亞的現狀——事實上，從很大程度上說，道出了拉丁美洲的現狀。低成長和高預期讓拉丁美洲深陷恐慌，沒人知道應該如何擺脫這一局面，公民和領導人都只能等待、觀察和希望。 豪爾赫·卡斯特涅達（Jorge G. Castañeda）是前墨西哥外交部長（2000～2003年），現為紐約大學政治學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教授。 {DS_BOX_10500} ...

提供平價、體面的住房，已成為發展中和發達國家日益嚴峻的挑戰，需求遠遠大於供給。幸運的是，有一些地方政府級的做法，已經開始縮小這個差距。 從世界看，3.3億中低收入城市家庭住在條件較差的住房中，他們因為無力承擔住房支出，不得不削減醫療和教育等基本支出。到2025年，這一數字可能達到4.4億家庭或16億人（相當於世界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這還不包括世界最貧困人口，他們常常住在城市之外、城市街頭，屬於人口普查中的「黑戶」。 取代現有劣質住房，大約需要16兆美元的投資，這堪稱天文數字。但有四個關鍵「槓桿」能讓住房交付成本下降20—50%，從而讓大部分城市收入相當於中位值50—80%的家庭住得起房（住房支出占總收入不超過30%）。 第一個槓桿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以合理價格在正確區位收購土地然後開發，是最能降低住房成本的手段。 區位在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在發展中國家，許多地區缺少足夠的交通、水電和衛生基礎設施。這些地區的投資能改善和擴大土地利用——不管是通過釋放未使用土地還是開發區塊以支持更多居民——從而有助於降低住房成本。 城市也可以放鬆土地使用限制（如單位規模要求），從而提高專案的密度以及價值，市政當局可以要求留出部分土地或一定數量，用於平價住房。這一交叉補貼，能增加各收入層次的住房供給，並且不直接產生公共成本。 改善土地使用的最後一項措施打擊土地囤積行為。 比如，中國實施了閒置土地稅，如果正式公共土地所有者不能在一年內開始開發，就必須繳納這項稅收。 這就引出了擴大平價住房的第二個槓桿：生產更有效率的建築業。目前，住房建設行業是高度分散的，這限制了利用規模經濟的能力，建築商通常依靠50年前就開始使用的方法。 設計要素的標準化——比如天花板高度、固定裝置、地板鋪設——可以讓建築公司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因為重複勞動可以讓工人積累經驗，這些改善能夠讓住房建設成本下降最多30%，完工時間縮短最多40—50%。 讓住房更加廉價的第三個關鍵槓桿與施工和維護有關，從建築暖氣系統到修補裂紋，都包括在其中，這些成本占住房成本總額的20—30%。在這裡，最大的機會在於改善能源效率，隔熱、窗戶和其他翻新能節約20—30%的能源。 如果維護和修理公司能夠更透明、競爭更激烈、經營規模更大，還能帶來更多的節約。在這方面，公共機構可以認證和公開符合治療標準的供應商，或組織所有人參與團購，這一方法讓英國的社會住房機構，節約了超過20%的成本。 最後一個平價住房槓桿是擴大融資，特別是低收入家庭，他們因為無法獲得貸款，往往得轉向』「高利貸」借錢。國家可以通過建立信用局（credit bureaus）和培訓和認證產權評估師改善貸款的發放。在一些國家，集體儲蓄計畫——即公積金和建房互助會——也有助於低收入家庭累積首付，集合起來的存款也為低息按揭提供了資本。 沒有簡單的方案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將土地政策、擴大融資與住房建設和管理現代化結合起來，就能有突破。 查理斯·萊文影響投資公司Forsyth Street總裁，哥倫比亞大學建築、規劃和保護研究生院房地產開發兼職教授。華強生是麥肯錫全球研究所董事。 {DS_BOX_10500} ...